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安徽省文联副主席　许春樵
　　
　　长篇小说《战地重逢》是一次有难度、有挑战的主题创作,周建平、朱绍堂两位作家将宏大的革命叙事与具体的家族命运有机统一,且实现了艺术上的平衡,这是很不容易的。
　　创作的原动力除了对题材的热情,最重要的是作家内心的使命和冲动,周建平对文学的敬畏、对文字的追随确保了他和朱绍堂用四年多时间,八易其稿,高质量完成了这一40多万字的浩大工程。当年我们在六安办全省作家研讨班,周建平每天从市区赶来,坐在最后一排一丝不苟地听课、记笔记,这个编外学员是当时的六安市文联主席。这种执着和虔诚使我对周建平能够创作完成长篇小说《战地重逢》充满信心。作者之一朱绍堂先生是一位有红色题材创作经验的作家,他们联手,可谓珠联璧合。
　　《战地重逢》是红色历史题材小说。历史一个是官修的历史,一个是文学的历史；一个是事实、事件、资料的历史,一个是情感、精神、心灵的历史。《战地重逢》是将苏家埠战役这一历史事件,以个性化、人性化的方式抒写了出来。文学的历史是有温度、有血肉的历史,将静态的历史动态化,将正统的历史民间化,这是《战地重逢》的一个重要收获。
　　从技术层面看,《战地重逢》有一个很完善的戏剧性结构,也就是架子搭得好。将苏家埠战役浓缩和埋伏在杨潘氏一家的离散、聚合跌宕起伏的命运中,故事情节的冲突、对抗、矛盾、反转有效实现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戏剧性。在兄妹四人的人物关系设计中,体现了差异性和丰富性的技术存在,特务营长、红军参谋、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开药房红军线人,不同身份演绎了不同的故事,从而避免了小说创作中相近人物关系的重复与单一。
　　《战地重逢》是写给苏家埠的,也是写给六安的,它具有六安地域风情与地域文化的标签意义,也就是不可复制与唯一性存在。而作为一部小说,更多的是写给未来的,它的未来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假设一百年或一千年后,人们想了解苏家埠战役的时代真相、苏家埠战役中的世道人心、苏家埠战役中的乡风民俗,严肃正统的历史书是提供不了的,人们也许会说,“去看一看长篇小说《战地重逢》,那里面全有”。布罗茨基说,历史的真相在文学和艺术中。
　　创作不易,创作如此重大题材的长篇小说更不易。周建平、朱绍堂用心、用情、用力地推出这部长篇小说,不仅赢得了文学的体面与尊严,也为我省红色历史题材创作做出了贡献。
　　
　　安徽省作协副秘书长(主持工作)、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余同友
　　
　　《战地重逢》以1932年皖西北革命斗争为背景,扎根大别山地域文化沃土,将红军战斗历程与大别山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深度融合,既是一部红色革命史诗,也是一幅鲜活的大别山地域文化画卷,在大别山地域红色文学创作中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小说构建了革命叙事的“大别山坐标”。小说以大别山北麓的叶家集、独山、苏家埠、淠河等真实地理空间为骨架,构建起立体的革命叙事场域。这些地域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更承载着独特的战略意义与文化记忆。如叶家集“南依大别山麓,北临淮河平原,东邻丘陵地带,西据史河”,既是红二十五军军部所在地,也是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势力交锋的前沿；独山作为“六安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承载着苏区政权建设的历史记忆；淠河作为淮河重要支流,既是红军隐蔽行军、开展游击战术的天然屏障,也见证了红军与白军的多次水上搏斗,如张才宏带领护排队员在淠河与彭绪金残部的生死较量,河水流淌的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革命先烈的热血与精神。此外,小说对大别山地域建筑风貌的描写极具辨识度。叶家集江西会馆的煤油灯、苏家埠河神庙的作战指挥室、独山潘家庄的土墙瓦顶,这些充满大别山特色的建筑,不仅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景,更暗含地域文化符号意义。
　　其次,小说激活了革命叙事的“文化基因”。小说深度挖掘大别山民俗文化,将民俗元素与革命叙事有机结合,让红色故事浸润着浓郁的地域生活气息。饮食文化方面,蒿子粑粑、艾饺、馓子、烀红芋、煮大豇豆饭等大别山特色食物频繁出现,既是人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承载着革命情感与斗争记忆。如黄霞为潘彪带来母亲制作的蒿子粑粑与竹笋炒肉,食物成为革命年代恋人、亲人之间情感联结的纽带；红军战士在艰苦战斗间隙吃烀红芋、煮大豇豆饭,既体现了大别山人民的生活底色,也凸显了红军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革命本色。
　　另外,小说还塑造了革命叙事的“大别山群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深植于大别山地域土壤,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性格与革命精神。主角潘彪作为“独山本地人”,熟悉大别山的地形地貌,在战斗中善用山地、河流等自然条件制定战术,如在童山战斗中利用雾色与地形突袭白军,展现出大别山儿女的机智与勇猛；他与黄霞的爱情故事,既有革命年代的家国情怀,也带着大别山青年男女的淳朴与热烈。此外,赤卫队员铁蛋、宣传队员曹俊兰等人物,虽身份不同,但都带着大别山人的直爽、顽强,共同构成了大别山革命群众的鲜活群像,让红色叙事从“英雄史诗”延伸到“群众群像”,凸显出大别山地域“全民革命”的历史底色。
　　最有意义的是,小说升华了革命叙事的“价值内核”。小说通过革命斗争故事,提炼并升华了大别山地域精神,并将其与红色革命精神深度融合。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交界,历史上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形成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敢于斗争”的地域精神。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依靠大别山群众的支持,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围困白军,最终取得胜利,印证了“大别山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共生共荣。这种精神内核的挖掘,让小说超越了单纯的战斗叙事,成为传承大别山红色基因与地域精神的重要载体。
　　这部小说丰富了大别山地域红色文学的创作维度,也为同类文学创作提供了“地域化表达红色主题”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