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余九先生
皖西日报
作者：徐航
新闻 时间:2024年06月27日 来源:皖西日报
徐航
自今年三月初,我为了写一部较长的作品,在上海小女儿处小住。在网上得知王余九先生逝世,非常难过；又知他活了将近90岁,不禁得到些许安慰。这是余九先生心情平谈、与世无争、善待人生的结果。
王余九先生是具有文学大才的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以后很长一段岁月,舒城孙堸、金寨王京隆、霍邱王余九,是皖西三位扛鼎文学大旗的人。
当时作家不像如今众多,文学刊物也极少。因此,若某地出现一个会写文学作品的人,而且能在文学刊物上露脸,往往会引起万众注目。王余九就是如此。他自1963至1986年,相继在《安徽文学》上,发表了《捕象的人》、《二十四棵桃树》、《初探大别山》、《窗口》、《虾圆子》、《雨夜来客》、《祥茂会亲》、《林中》、《睡莲》、《孤独的守夜人》等10篇小说,还有报告文学《漫流河上的报告》等。这还了得!
这10篇小说中,最有名的要数《窗口》。马德俊同志在为王余九文集《窗口》所作的序中说:“王余九的创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了‘井喷’。小说《窗口》从改革开放后安徽的一角看中国农民的命运。一个区委书记,强令社员群众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受‘左’毒戕害、愚忠至极的农村基层干部,虽然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仍然不得不在黑夜里把自家自留地上的红麻拔掉,以便做出榜样。小说让我们看到整整一代被折磨被委屈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在省文代会上,王余九写的《窗口》与鲁彦周写的《天云山传奇》一道,被视为改革开放后安徽文学界的重大收获。《光明日报》还发表了著名评论家刘锡诚的文章《向生活深处开掘》,将王余九老先生的《窗口》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视为有同等价值的作品。”德俊同志所言极是。
王余九在外享有盛誉,但在霍邱县却处境尴尬。1982年夏天,安徽省召开第一届淮河文学笔会,六安专区王余九、王京隆、李家馨(寿县人,笔名春卉,诗人,后调淮南市工作)和我4人与会。在会上,大名鼎鼎的王余九(大家都喜爱地称呼他“老九”),却受到众人残酷的嘲笑,主要笑他不会“混”。王余九出身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帮工,他和姐妹们拾破烂,几乎沦为乞丐”；王余九1949年7月新中国建立前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大别山剿匪；1956年复员,考取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回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而且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年龄也不大,不到40岁。就凭这5项,在任何地方都应谋个“一官半职”,可王余九的最高“官衔”,却只任霍邱县文化馆副馆长。王余九面对这些嘲笑,只能陪着笑脸,我们与他同伴也顿感脸上无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境况呢?据我所知,这与王余九的性格有关。王余九忠厚正直,待人诚恳,处世清平,读书很多,能言善辩。文人每每开会,不少人都喜欢围在他身边,听他说古论今；他幽默风趣,常把别人说得笑作一团,而他自已却一本正经,不开笑色。但他不会阿谀奉承,不会圜转,更是防人无术,因而常被人算计。举个例子,他写作、发表《虾圆子》,就使他栽了个人生大跟头。这篇小说发表于《安徽文学》1979年第10期,反映“文革”后期官场某些官员的丑陋嘴脸以及小人物正直善良和委曲求全的命运。小说写得尖锐深刻,令人警醒,为皖西文学创造了一份辉煌。
可是,小说发表后问题来了。我们还是按王余九自已在文集《窗口·前言》所言来说吧:
“1977年,我写了《虾圆子》,全县上下,凡有看书人的地方,人人争看；街头巷尾、村墟谷场人人谈论《虾圆子》。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提起我这个人或许人们已经忘记,但是提起《虾圆子》,很多人还记忆犹新,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
“后来的发展,纯属非正常情况。一些当时的权豪非要对号入座,对我施行种种欠光明的手段,使我丧失了创作的热情。经年已久,往事如烟,过去了也就无所谓了”。
王余九在此说得云淡风轻,其实他当时压力山大。“一些当时的权豪”(又有权,又豪横)一口咬定《虾圆子》中所写的丑陋官员是写他们,对王余九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王余九能保住小命就算不错了,还能谈得上官场的升迁吗?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历来反感“谤文”。《虾圆子》经权豪们这么一闹,堕入谤文行列,权豪们竟得到不少人的些许同情,反而是王余九里外不是人。小人物王余九,能经受得了这么天翻地覆的折腾吗?
我们知道,小说反映的是生活的横断面。它不象新闻通讯或报告文学,第一要的就是“真实“。小说则不然,凡小说皆属虚构。写一个人物,身在北京,脸在山西,综合而成。官场的权豪们哪懂这些呢?因此,远在1958年党就号召“学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应出版了“文学小丛书”,32开本,便于携带,我记得共出了数十种,皆为古今文学精品,供人们“学点文学”。(如今,情况已大大进步,中共霍邱县委党史研究室、霍邱县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为王余九整理编辑的文集《窗口》,24万字,2013年8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部分收在首篇的便是《虾圆子》)。
无论王余九在霍邱如何不得意,但皖西文人特别是写小说的人,还是识“货”的。因此,1984年六安专区成立了“文协”(当时不好意思也不敢叫“作协”),咱们众人拥戴、众望所归,一致推举王余九为“文协”主席。但是,王余九经《虾圆子》这么一噎,产生了“写点文章,总遭遇种种磨难。不写了,安定完事”(《窗口·前言》)的思想,创作活力大不如前,虽然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不能跟《虾圆子》同日而语了。他曾同我们说过写中篇、长篇小说的计划,也再没有实现。
王余九《虾圆子》的教训对我也有很大影响,不能说“噤若寒蝉”,但再不敢随笔挥洒了。2022年我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一部30余万字的《徐航小说选集》,短篇小说部分有一篇《鼠祸》。这篇小说发表于《安徽文学》1985年第五期。小说写某地爆发传染病“出血热”,这种病为黑线鼠传播。因此,捉鼠防病的猫非常稀缺。县委宣传部通讯科科长余穆山,家里只有一只名猫,但他不经意之间,答应送给三个人:新、老县委书记和当地报社总编办公室主任。于是,三个人应约找他要猫。余穆山无法,只得将猫勒死,分别送给三个人,三人都不要死猫,顺利解决了他的难题。余穆山是我们官场中滋生的一个阿谀奉承、圆滑世故、鬼点子多多的怪胎。他把当地三个名人玩于股掌之间,是一个恶人。这个人名曰“余穆山”,显得怪怪的。其实我在写作时害怕有人对号入座,颇伤了一些脑筋。我的谱名曰“徐本法”,三字半边便是“余、木、三”,偕音“余穆山”。我在当时六安县委宣传部担任新闻通讯科科长,“余穆山”影射的就是我自已,这下总该行了吧!果然,小说发表后平安无事。我想,即使有事,我也有应对之策。
纪念王余九,但愿王余九“《虾圆子》事件”不再出现。在各县、各区领导的关心下,我们的作家、诗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能乐享甘霖、如沫春风!
我们须知,培养出一位成了气候的作家,是很艰难的。据我观察,文学追逐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一,即100个文学追逐者,往往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这还可能有点多估。翻看县志市史,记载的文学作家非常稀少。像叶集,一下出了4个“未名社”成员、4个卓有成就的作家、翻译家,这在全国万千小镇中所仅见。
我们须知,青年作家往往有点特立独行,脾气有点怪,不会说话,容易得罪人,甚至还做出一些荒唐事。这就要求我们有关领导,善于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以宽广之心包容他们,使他们茁壮成长,顺利成才。现在咱们六安各县区文学追逐者众多,非常热闹。这很好,这是基础。基础雄厚了,才多“拔尖”之才。但是,各地真正能成为巨树栋材者,也就那么一两个、三四个,我们要把他们视为“县宝”、“区宝”,多加关注,着意培养。
我以为,咱们六安地区培养文学人才、培养青年作家做得最好的,要数霍山县。他们40多年前就成立了小南岳文学社,霍山县委、县政府一届又一届领导,对其关注、关心,解决实际问题,不惜力气培养。如今,硕果累累,出现数位中作协会员,出了几十位省作协、市作协会员,出版了近200部集体和个人创作的作品。霍山县出了一位全国性的大作家谢鑫,已出版100多部作品,近千万字。他有家学渊源,祖父谢邦田是霍山诗词名家,叔父谢明是霍山当今文学大家,谢鑫自已更是勤奋刻苦。但是,谢家三代,都离不开霍山领导的关注和培养。据说谢鑫的工作,经县委宣传部的关心安排,使他既不脱离生活,又有充分时间写作。由此,我们知道:任何成功的荣耀,都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我们还是回到王余九。王余九的旧体诗词写得也极好。他的文集《窗口》就收了旧体诗词54首。我发现,有两首居然与“《虾圆子》事件”有关,不妨抄在这里:
《虾圆子》入选《安徽60年优秀小说选》有感
一篇小说世皆奇,万姓争传如醉痴。
十载劫魔经九死,半生机遇总无期。
庶民企望成虚幻,恶吏依然有所持。
三十年间成旧事,枯梅今又发新枝。
感 怀
廿年困顿老风尘,病笔犹赊半世情。
忧国有心怀杜甫,饮醪无量愧刘伶。
曾因文字恼官吏,常借诗词写庶民。
鬓白不堪守寂寞,一腔豪气仍干云。
遗憾的是,王余九允诺我们的“枯梅新枝”、“豪气干云”的景象并没有出现。在六安市“老新协”的支持下,去年我主编了一部《王京隆全集》,收文100余万字,今年可望出版；近年,我还参加了《孙堸全集》的编选,数百万字。老九呀,你的文集只有24万字啊!怪谁呢?你自已也有责任呀!咱们不能“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诚如你在《窗口·前言》中所作的检讨:“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自已意志不坚定,浪费了人生,对不起培养我的党和人民。”但是,人生没有二度,一切都无法补救了。
王余九,我的文友,愿你在天堂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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