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酒杯
皖西日报
作者：王玉齐
新闻 时间:2026年01月22日 来源:皖西日报
王玉齐
父亲嗜酒,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可在生活中他偏偏是一个节俭、朴素的人。唯独在酒上,他是不大计较的。母亲有时念叨两句,最后也总是叹口气:“唉!算了,由他吧,他就这么点想头。”
我讨厌酒。朋友相聚,见我总端着茶杯,便戏称我为“水货”。父亲知道后也不辩解,只眯着眼,嘴角漾开一丝遗憾的笑:“几个孩子里,就数你最不随我。”
我的整个童年,是在淮河岸边度过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光景,家中日子过得比较“紧”。父亲常去村东头小卖部找邹老板。当然,父亲大多是赊账的,站在高高的柜台前,声音不高:“哎,老邹,打二两散酒。”邹老板便从里间抱出个浅褐色的陶坛,坛口用裹着红布的玉米芯塞着。拔开塞子,一股凛冽的、带着粮食发酵后的香气便直窜出来。他把酒盛在我家带去的那只粗瓷碗里——碗是深蓝边的,碗沿有个不起眼的小豁口。这碗,便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酒杯。
每当黄昏时分,隔壁的二大爷就会趿拉着布鞋走过来,手里托着一小碟淋了香油的咸韭菜。最好的时候,许是一盘黄绿相间的香椿炒鸡蛋。父亲和他就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找个石凳子坐下。二大爷抿一口酒,咂咂嘴,望着远处的田垄:“今年气候好,估计亩产得奔着五百斤去了。”父亲不搭话,只顾端着那只蓝边碗,慢慢地抿,尽兴时也砸吧嘴。眼神望着远处,我后来才明白,那眼神里盛着的是对美好年景的向往,背后藏着对一家老小一年生计的掂量。对于农民而言,幸福就是眼前沉甸甸的粮食。
大约是1998年9月的一个夜晚,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第一次看他“耍酒疯”,我被吓得从堂屋跑到了厨房。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发火。那晚,父亲一甩手狠狠地把“粗瓷碗”给摔在了地上。声音很闷,很沉。母亲说,一连几天暴雨,家里遭殃了。
千禧年刚过,父亲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了上海。回来时,他背回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袋子里有给母亲购置的一块布料,有给姐姐买的黑色发卡,最关键的,是他从安徽亳州绕道带回的两瓶古井贡酒。他从袋底摸出一个物件——那是一个崭新的不锈钢杯子。在昏暗的屋里闪着白光,杯身上清晰地凸印着两个方正的字:“上海”。他拧开瓶子,倒了些酒,啜饮一口,话里话外都带着一种新鲜的气息,“在上海,只要肯下力气,都能挣着钱。”那只不锈钢杯,从此便稳稳地取代了粗瓷碗的位置,它坚固,光亮,不易碎,仿佛也象征着一份走出农村的底气。
2014年暑期,通过“过关斩将”,我成为了一名特岗教师。那年我领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工资。在县城超市,我挑选了一个厚重的玻璃杯。杯壁剔透,样式笨拙。吃年夜饭时,父亲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老酒——似乎叫“老鹰膀子”。酒倾入玻璃杯,是淡淡的琥珀色,随即摇起一层细密、洁白的酒花。
前两年,父亲的身体发出了危险的信号,身体浮肿,且咳嗽不断。母亲告诉我,他常常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后来劝说多次,他才勉强答应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医生的叮嘱简洁而有力:酒,最好少喝；烟,必须戒掉。
对于一个喝了大半辈子酒的人,酒早已不只是口馋之念。它是一天劳作后放松筋骨的慰藉,是无奈时无声的陪伴,甚至是一种与生活默默相待、习惯了的姿态。若要彻底摆脱它,生活的滋味是否会索然无味呢?
我蓦地想起许多年前的一个傍晚,父亲挑着一担刚打下的稻谷向打谷场走去。他的身子挺得笔直,汗水沿着脊梁往下淌,脚下的步子却踩得稳稳的。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我在网店选了很久,最后选中了一只素净的陶瓷杯。白底,没有任何花纹,杯身圆润,握在手里,踏实而温和。
这应当是我给父亲选择的最好的礼物。
每次回老家,总能看见城西湖的水面在黄昏的天光下泛起碎金般的波光,恍惚间,就仿佛又看见父亲坐在那里,手中握着那只陶瓷杯。他常对邻居说:“这个啊,是我家老儿子给买的,说这个不烫手,拿着稳当。”
如今杯里,应当是母亲给他泡的清茶了。那些苦的、辣的、纷杂的日子,都被时光静静浸透、沉淀,化入一片清澈之中。
|
放大
缩小
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