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东坡大境界
——感悟《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汪邦君
皖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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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5年06月26日 来源:皖西日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历经岁月淘洗而历久弥新。“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的名号,苏轼实至名归。《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身后近千年,其诗文仍广为传诵,东坡先生“立言”之实可见一斑。知人论世,拜读中国人民大学冷成金先生传记小说《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我进一步领悟其“立德”“立功”成就亦不在“立言”之下。 该传记小说还原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不仅展现其诗文天赋,更再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卓越政绩。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设病坊;在密州,他抗击蝗灾,收养弃婴,智取悍匪;在儋州,他开馆讲学,教化黎民,药材治病;在徐州,黄河决口,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这些政绩也不是简单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体现了他“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冷成金在书中特别叙述苏轼发明“秧马”助农的故事——这位文豪俯身田畴,改良农具,将文学才情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这种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与那些只会空谈的文人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是对生命意义的积极探索。 “立功”如是,“立德”亦然。新旧党争中,苏轼本可凭借文坛声望与王安石的旧谊平步青云,却因反对新政“一刀切”而自请外放;司马光尽废新法时,他本可凭借当年反对变法获得司马光的青睐,却又挺身驳斥全盘否定之弊,再次自请外放。这种拒绝站队的独立思考,使他成为政治漩涡中的异类,受到排挤、打击,似乎情理之中。更令人动容的是,当昔日政敌章惇失势,其子章援担心遇赦返回的苏轼一旦得势以同样的方式报复父亲,忐忑致书老师,卧病的苏轼回信宽慰:“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与章致平书》)这种以德报怨的胸襟,恰是《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鲜活诠释。众所周知,苏轼书画作品在当时被视作珍品,可谓价值连城,有意出高价求字求画的更是比比皆是,可即便穷困潦倒、忍饥挨饿,苏轼除了在惠州为当地百姓修桥募捐,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字画……孔丘之“仁”,阳明“良知”,亦不过此!君子大德,熠熠生辉! “三立”当中,我认为立德是关键,正因为苏轼绝伦的君子品格,才没有阿附王安石、司马光,包括后来的同年、曾经的好友章惇,甚至坚守原则,与他们针锋相对;也正因为此,他外放地方,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没有流过血的手指,弹不出世间的绝唱。”如果没有经历匪夷所思的大起大落,又怎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创作出传唱千年、摄人心魄的锦绣华章?有人说:“如果没有曾国藩,清王朝的命运会提早结束五十年。”而从苏轼早年在凤翔抵抗西夏侵扰以及后来挫败西夏太后亲征的实践来看,如果没有变法之争,没有群小倾轧,没有拒绝、打击苏轼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我斗胆肯定,北宋王朝不至于在苏轼逝世后26年就走向覆灭,而且是以“靖康之变”这样的耻辱告终。有人说,中国古代出现过两个半圣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我想说,如果曾国藩能被称为半个圣人,那么,东坡先生圣人品质至少介于半个到一个之间。 《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最珍贵的启示在于:苏东坡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天赋,更在于他面对逆境时的精神超越。从“乌台诗案”到黄州贬谪,从惠州流放到儋州蛮荒,每一次打击都足以摧毁常人意志。但苏东坡却在绝境中完成了精神的涅槃。于是,在瘴疠之地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在蛮荒儋州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这种将苦难转化为审美体验的能力,正是中国文人最高贵的精神传统。他用生命实践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哲学境界。 当代人读苏东坡,不应止步于欣赏其文学才华,更应学习其处世智慧。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苏东坡“人间有味是清欢”的生活态度尤为珍贵;在这个容易陷入极端对立的社会,他“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辩证思维颇具启发;在这个普遍焦虑的环境里,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精神境界更显难得。冷成金先生通过这部作品告诉我们:苏东坡不是遥不可及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可以对话的精神向导。他的诗词文章是药,能医治现代人的心灵困顿;他的人生实践是灯,能照亮当代社会的精神迷途。 读《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仰望东坡大境界,我深切体会到:真正的文化巨人,必然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统一体。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文学瑰宝,更是一种生命范式——在顺境中保持清醒,在逆境中坚持创造,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大境界,正如他笔下的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唯有跳出功利得失的局限,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东坡境界,永不过时;东坡精神,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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