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伯
皖西日报
作者：韦国华
新闻 时间:2023年12月14日 来源:皖西日报
韦国华
有人说,多积德能长寿。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我七伯——韦德兴,是活到97岁时才去世的。在我的印象里,七伯一生中,做了很多积德的事。
我们家住在梅山镇时的1960年,正遭饥荒,家家缺粮,大人孩子都吃不饱。住在乡下的七伯与几个乡亲从我们老家山里去平畈上的叶集买私米,从叶集返回、经过我家时,他们在我家生火做饭。饭熟后,七伯先盛了一碗米饭给我吃,结果惹得另外几个乡亲叽叽咕咕老大不高兴,其中一位还是我姨爷,说:“我们都还没有吃上,你却先盛给人家的小孩吃。”七伯也老大不高兴地说,这是啥话,我们在人家家里烧饭,盛碗饭给我侄儿吃,有啥子大不了的事,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姨爷他们几个觉得理亏,不再说话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兄妹4人跟着母亲从县城梅山镇下放到父亲的老家三合公社关山大队银冲生产队,虽下放到农村,有点自留地和菜地,还能每年养条猪和一、二十只鸡,生活还是困难得不行。卫生条件也极差,孩子经常生病。大约10岁时,我生了重病,食水都难进,大队医疗室的老医生也治不好,眼看就不行了。七伯干活经过我家时问我母亲,小孩病好些了吗?母亲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七伯,并对七伯说,他七伯,你能不能帮个忙,把国华送到他爸那里去,叫他爸送到医院好好瞧瞧,不能再拖下去了。家里还有3个孩子,我也走不掉。七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母亲便把我交给了他。县城与我家之间隔着几公里的梅山水库,需要坐渡船,两头搁一块还要步行十几里的路,其中从我们家到鸡关石码头那四、五里全是难走的山路。除了坐船的一个多小时,七伯一步不停歇地把我背到了父亲住的地方,父亲立即将我送到中医院就诊。父亲在梅山公社党委担任宣传委员,只住一小间房子,既住宿又办公,没有做饭的地方,吃食堂,还经常下乡,下乡时社员们都亲切地叫他“韦委员”,工作很忙,又不善于照顾小孩子,就将我送到父亲和母亲的好友毛叔和黄阿姨家里,之后的打针、吃药和生活,就由毛叔和黄阿姨夫妇照料我。父亲不时抽空去看我。经过黄阿姨、毛叔将近一个月的照料,送我打针、给我吃药、给我调理生活,我终于康复了。
我们下放回老家后,住的是三间土墙草顶的屋子。这三间茅草屋,是我爷爷从库区移民搬迁上山后盖的。当时虽然生产队的山上长满大树,建房是可以随便砍伐的,但当过红军的爷爷舍不得砍那些又直又粗的松树,尽拣那些又弯曲又细的松树砍回来盖屋子,结果屋面架子不平,铺上麦草就鼓鼓凹凹的,很容易因漏水而腐坏,所以每年都要大修一、两次屋面。修屋的麦草和芭王草,我们家里有,竹子和小树生产队山上多的是,可以随时砍来用,就是没钱请小工。七伯是修房子的高手,结果他就成了我家常年的义务茅匠(修草房的师傅)。他自带长梯等工具,先把屋面上那些腐烂的麦草扒掉,接着用几根木签叉起那些还没腐烂的麦草,然后塞进、铺平新的麦草,再用一种长方形、上面镶着短圆钉且有沟纹、叫做“爬子”的木制工具,把麦草朝外的根部全部爬成平平的斜面,好让雨水顺着斜面快速地淌下来,不会在屋面上停留,之后用几排竹子和竹篾将屋草扎结实,以防被风吹起来。屋面修好后,七伯就将稻草厚厚地铺在两边屋面斜坡在上方相交的屋顶,再加上一层我们从山上割来的芭王草,最后用两道黄梨树或者枫阳树压在芭王草之上,同样用竹篾扎牢实,这样才算是彻底完工了。修完屋子,他就被那些腐烂的、被烟熏黑的旧屋草弄得满脸、满身都是黢黑的,就像一个穿黑衣服的非洲黑人。七伯给我家修屋子,从来不要分文工钱,我们家不过管他一顿家常便饭而已。
七伯家里有一块政府发的红色木牌子,上面有“光荣烈属”4个字,他的亲哥哥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红军战士,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上世纪七十年代,七伯的大儿子、我八哥光发高中毕业后,七伯让他去解放军部队当了兵,八哥退伍回到家乡,成了关山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国家教师。所以七伯家还有一块“光荣军属”的红色牌子。七伯虽然没有当过红军,但他有红军一样的心肠,对乡亲总是厚厚道道的,总能无私地帮助乡里乡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老家的乡下,生产方式是很原始的,种庄稼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用水牛犁田、犁地就算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了。收了粮食后的加工,也是很原始的。麦子、玉米、荞麦等要用石磨来磨成细面,稻子要用石臼舂去稻壳,或者用檑子磨去稻壳,再用手摇风婆扬去稻壳……因为贫穷,多数人家是添制不起石磨等粮食加工工具的,我们那6户人家居住的散庄子,只有七伯一家大小石磨、石臼、檑子、风婆等粮食加工工具一应齐全。没有这些工具的其他几家,都会到七伯家去加工粮食,不用付任何费用,也不用给点粮食表示感谢,就好像七伯家的磨呀、碓(石臼)呀之类的东西,也是我们那几家的一样,有时连招呼也不用提前打的,因为七伯家是厚道人家,是可以把他家的工具当作我们各家的工具使用的。我们家也是石磨、檑子、碓、风婆等一样也没有。到了粮食从地里收回来后,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妹将要加工的麦子啊、玉米啊等粮食运到七伯家的磨坊里加工,将洗净晒干的麦子磨成白面,将晒干挑净的玉米磨成玉米面或玉米糁子,玉米糁子是熬粥的好食料呢。因为好多家都使用他家的磨什么的,比只他一家使用磨损快,七伯也不叫大家承担,都由他自家花费请工匠来维修。
七伯小的时候非常苦,曾与他母亲外出乞讨,生活颠沛流离的,没上过学,字认不得几个,但脑子很好用。有一次三合公社召开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公社要求要有汇报材料,那年我已从双河中学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并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当生产队长的七伯就叫我写汇报材料,我写了五、六页纸。去开会时他带上我,我带上材料,但临到他汇报时,材料他念不好,因为上面有很多的字他不认得,只得改为口头汇报,结果他汇报得一套一套的,比念材料强多了。公社书记作指示时,他不会记录,全靠听。回来开社员会传达时,他能说得一点也不会漏掉。
七伯没能念到书,缺少文化,不像其他念过书的堂兄、堂弟和侄儿们能当局长、团长、乡长、法院院长和中小学教师,只能在乡下当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七伯吃了没文化的苦,就叫自己的孩子好好念书,在他的6个儿女中,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念到了高中毕业,后来都有一份较好的工作,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贫穷的山窝窝里,是很不简单的事。后来他的孙子、孙女和外孙还考上了大学,成了大学生。
七伯在我们银冲生产队当队长的时间最长。他当队长时,生产有计划,山上旱地的小麦、玉米、黄豆、红芋、芝麻……山下水田和旱田里的水稻、小麦、玉米、黄豆、荞麦……每年都种得好好的。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他还想法子发展副业,比如烧石灰窑、种茶叶、卖竹子、编矿笆卖等,给队里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社员的工分值。他当队长时,工分值一般在8毛钱上下,最高能达到1块钱。也就是一个男劳动力每天在生产队干活可获10个工分,价值8毛钱左右；女劳动力8工分,价值6毛钱左右。这在当时贫穷落后的大别山区,工分值是最高的。而换了其他人当队长,工分值一般都在5毛钱上下,最低的甚至只有3毛钱。
七伯虽然渐渐老了,但到90岁后还能干农活。有一次我和哥哥去他家看望他,八哥和八嫂告诉我们,七伯在幸福冲那边看林场呢,吃住都在那里。
因为七伯对我家有恩,我们家被落实政策、从老家农村搬回县城后,父母每年都让我们兄妹去看望七伯。从我家离开农村到七伯去世这40来年里,每年清明我与哥哥回老家上坟祭祖,都要拎上一箱酒去看望七伯,他一辈子喜欢喝酒；两个妹妹有机会也会从城里回老家去看看七伯,给七伯送些吃的、送个红包什么的。
在我们下放老家农村的一、二十年里,正是因为得到了像七伯、七娘这样厚道人家的照顾,我们才度过了那缺吃少穿、生活贫困的艰难岁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终于将她的4个孩子养大成人、完好无损地带回县城,回到父亲的身边,从此我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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