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钟慕贞问
皖西日报
作者：韦顺
新闻 时间:2022年03月10日 来源:皖西日报
《君山》初版封面
韦顺
上世纪80年代,在澳大利亚读博士、研究《未名社》的钟慕贞女士,在《新文学史料》上看到我的一篇短文——《韦素园传略》。她给我写信,讲了几句客气话“言归正题”,说她见到的有关未名社的文章,对韦丛芜的评价,一边倒的是政治贬谪,而她的研究,是韦丛芜在未名社时期的文学状况,这方面的材料特别缺乏,渴望我提供有关材料。我给她寄去一些丛芜叔的创作和翻译作品,她来信表示感谢。过了一阵,她返华探亲到南京见我,可我这时已调总社《半月谈》杂志社工作了。大约到了年底,她到北京找我,我却返回南京度年假了,就这样阴差阳错,我们没能交谈。我回到北京后,收到她托友人倪华莺转给我一封信,问了两个问:一是1930年韦丛芜负责未名社社务后,未名社有无再出版作品?二是韦丛芜的办刊主张如何?接信后,我用多年时间把未名社的有关文章重新读过,针对钟女士的问题作了些研究,现作介绍以飨读者。
鲁迅先生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被迫南下,未名社的社务由韦素园接手。1927年素园病后,由李霁野和台静农负责。到1930年的状况是,鲁迅先生在上海,韦素园病卧西山,曹靖华远去苏联,李霁野和台静农也已分别到大学任教。因韦素园心爱未名社,舍不得放下,便与李、台商量,由弟弟韦丛芜负责支撑着。这实际上已是在打“强心针”了。这一年在韦丛芜经营下,再版了鲁迅先生创作的《坟》和译著《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建塔者》,出版了丛芜自己的译著《罪与罚》、《英国文学:拜仑时代》等,成绩也算差强人意了吧。但独角戏毕竟是难唱的。韦丛芜勉强支撑着,在两次奉书鲁迅先生后,便去上海谒见先生,汇报社务,请示办法。其实,未名社日趋艰难时,1930年1月9日,鲁迅先生在给李霁野的复信中,就提出了结束未名社的意见:“未名社既然如此为难,据我想,还是停止的好。所有的一切书籍和版权可以卖给别人的。否则,因为收旧欠而添新股,添了之后,与旧欠并无必得的把握,无非又添上些新欠,何苦如此呢。这不是给分销处做牛马吗?”因此,丛芜到上海向鲁迅先生汇报后,也只好结束未名社。
未名社的善后工作,关键是账务清理。这一问题,近几十年来,有几位鲁迅研究家总是不断指责着韦丛芜。在改革开放前,韦丛芜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没有说话的可能。之后,他逝于1978年。于是,事情的真相就被埋没了。事实在1931年6月10日上海《现在文学评论》杂志第1卷第3期上就说了。这一期刊载过《韦丛芜已赴北平》的消息,说:“北平,未名社主干韦丛芜,在沪结束未名社各项账款,结果极为圆满,已于6月7日离沪返平,将在某大学任英国文学史教授,聘约已决定一年。”当然,这里说的“圆满”,不是未名社各位的版税已付清,而是说已结算清楚,可以用此后出版作品的所得归还(包括韦素园病中开支,丛芜也揽下了)。这一点,1932年9月他给鲁迅先生的信,就专门讲了账款问题:“旧欠百元,至今不能奉还,万分不安!年内但能周转过来,定当奉上不误。外透支版税,结欠先生之五百元,去年曾通知由《罪与罚》版税付还,该书再版想已出书,因我四月在上海就已印就一部分了。兹另致开明书店一信,祈派人送往开明一询为祷。”韦丛芜是践行自己诺言的,这有鲁迅先生1935年11月14日给开明书店章锡琛的信为证:“雪村先生:韦丛芜版税,因还未名社旧款,由我收取已久,现因此款,大致已清,所以拟不续收,此后务必寄与韦君直接收下为祷。”鲁迅先生是郑重严肃的。而且,未名社结束后清账的实情,已有李何林先生最后誊清公开宣布了。可谁料到此后几十年,还有昧着良知、不分青红皂白者,在发表的文章中或在编辑他文章的附言中,还说韦丛芜“把未名社的清理工作抛到了脑后”；或说韦丛芜“一九二六年鲁迅南下后,他接编《莽原》,后又主持未名社社务,因滥支社款,令该社于1931年解体”。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再说一下韦丛芜的办刊思路。未名社成立前,鲁迅先生在《京报》上开了一个《莽原》周刊。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后,《京报》停止了外界副刊。于是,1926年始,未名社在鲁迅主持下,办了《莽原》半月刊杂志。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先生被迫南下后,韦素园任主编。素园1927年因病离开后,李霁野和台静农负责。1928年杂志改名《未名》半月刊,因内容不大受读者欢迎,日趋艰难,到1930年4月停刊。韦丛芜曾为了刊物能继续办下去,提出了改革方案:把刊物改为文艺性浓些的月刊,请骆驼社的周启明、张凤举和徐耀辰等撰稿。他将这个想法向李、台提出时,遭到了批评,说他这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当时,丛芜以为他们的意见代表了鲁迅先生的意思,此事只好作罢。其实,早在1927年11月3日,鲁迅先生给李霁野的信就说过:“《莽原》的确少劲,是因为创作、批评少而译文多的缘故。我想,如果我们各定外国文艺杂志一两份,此后专向纯文艺方面努力,一面介绍图画之类,恐怕还要有趣些。”1928年2月22日再次给李霁野的信中又说:“《未名》的稿,实在是个问题……所以我想可否你去和在京的几个人——如凤举、徐耀辰、半农先生等一一接洽,作为发表他们作品的东西,这才便当。等我的译著,恐怕是没有把握的……丛芜兄现在不知在何处,有一信,希转寄。”隔一日,先生给台静农的信又提到此事:“说起《未名》的事来,我曾向霁野说过,即请在京的凤举先生等作文,如何呢?”但不知为什么,这些信,李、台没给韦丛芜知道。办刊物,要使之立足和读者爱读的主张,鲁迅先生是一贯的。我们看到他1933年6月20日给榴花文艺杂志的信还说过:“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返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拙作引鲁迅先生这些话,以说明韦丛芜的办刊思想和鲁迅先生当时的想法相似。只因李、台俩先生反对而未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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