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魏老师”的故事
皖西日报
作者：何登保
新闻 时间:2020年09月03日 来源:皖西日报
何登保
最近,看了一部老电影,张艺谋1999年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电影的情节很简单:
水泉小学的高老师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村长从邻村找来魏敏芝给高老师代一个月课。高老师临走时再三叮嘱魏敏芝,一定要把学生看住,一个都不能少。10岁的张慧科因家里欠债无力偿还,不得不失学到城里打工。魏敏芝记住高老师临行前的嘱托,决心把张慧科找回来。为了凑够到城里的路费,她带学生到窑厂搬砖。砖厂老板有感于她对学生的关心,给了他们几元钱。魏敏芝打听到张慧科城里的住处,单身一人在茫茫人海寻找她的学生。终于在电视台台长的帮助下,找回了张慧科。
这部全由真人真事拍摄的电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因为它用朴素的手法直击关于农村、贫穷及教育的问题。电影中的主角是13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她守住每一个学生的执着倔强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也曾是“魏老师”的学生。
我上小学的时间,比电影中的学生要早近30年。1972年,我在我们乡那所叫张楼民小的学校开始读书。所谓学校,是村民在生产大队粮食加工厂附近搭盖的两间茅草房,泥巴地、泥巴墙,课桌是用土坯砌成的,黑板用两根木桩挂在土墙上。教室里里外外都充满着土气,其破败程度相较于魏老师的教室,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师也一样,都是操着隆重乡音的民办教师。所谓“民办教师”,据《教育大辞典》解释,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我的读书记忆是从民办教师给我的教育启蒙开始的。我的印象中,我的老师都有双重身份,进了教室是老师,下了课堂是农民,或者说,他们是最忙碌的农民,最贫穷的教师。《一个也不能少》中的魏老师,因为年龄太小,不会上课,不会管理学生。但是,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的老师既会授业,也能传道。他们教我们依照笔顺写汉字,依照口诀做算术。每天,都有一节“写字课”,老师指导着我们用毛笔把字写在方格纸中。写得好的字,老师就在字上画个红圈,特别好的,画双圈。我们的写字兴趣是被老师的“红圈”激发出来的,我们每天为“红圈”而奋斗。
那是个慢教育的年代,该上学就上学,不必披着星光进校门；该放学就放学,我们可以“忙趁东风放纸鸢”。
我的初中,是在一所小学附设的初中班读的,我的大多数老师仍然是“魏老师”,他们是文革时期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虽然他们自身并没有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同“魏老师”一样,都有敬业精神。学校需要上什么课,他们就去教什么课。记得我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是同一个人,语文老师也教过英语。
虽然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没有现在的各种乐器,但是,我的初中时代,并不缺少歌声。老师跟着广播(少数老师会识简谱)先唱会,然后教我们唱歌。我的数学老师教给我们的那首歌,名字虽然已经忘记了,但“蓝蓝的海水、青青的岛,高高的山峰白云绕”的旋律至今还时常回响在我的耳边。
那个年代,我的“魏老师”们,可能没有什么时尚的教育理念,他们只用朴实、自发的行为教育着我们把字写端正,把话说清楚,把地扫干净,把歌唱好,把人做好。回到生活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低端与实在!
2017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汤涛先生来我校讲学,他同我说起在舒城读初中的情景,他的老师也是“魏敏芝”。我由此产生新的联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乡村教师最短缺的年代,民办教师忍受着寂寞与清贫,却守望着乡村儿童成长的梦想,守护着乡村的教育理想,成就了农村教育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
我对“魏老师”怀有深厚的情感,不仅仅因为我是她的学生,一度时间,我也成为“魏老师”的老师!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采用“关、转、招、辞、退”等方式,逐步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我们县为了提高民办教师的学历层次,在县里设立了民办教师教育函授站,各个区(撤区并乡之前比乡镇高一级的行政单位)设立了函授点。
那个时候,我刚到晓天中学工作,区教育组的同志请我为晓天区域的函授班学员授课。我从1988年至1993年,利用寒暑假和星期天,给他们上课。我上的是两门课程,一门是《语言基础知识》,一门是《阅读与写作》。
时隔30年,上课的内容大半已忘却,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长留在记忆中,雪泥鸿爪,弥足珍贵。
那些老师因为参加工作的时间不同,年龄差异很大。年轻一点,30岁左右,年纪大的,50多岁。我初出茅庐,他们都是我的先生辈。我小学的启蒙老师陆必胜先生,我初中的数学老师陆奎东先生,都曾在我的班级上课。课下,陆必胜老师曾当着我的面,同别人说过:“原来我教过他,现在他教我。”老师的话语中,既有对我成长的欣慰,可能也有对自己从教20余年,仍然没有成为一名国家教师的无奈与辛酸。
因为“小先生”去教这些“大先生”,因为“大先生”学习之不易,我给他们上课,比我教高中学生,更用心,更投入。
那本《阅读与写作》,所选的文章,不同与普通高中的课文,没有“教学参考书”,又没有今天查找资料很方便的互联网。所有的课文,都需要我精心钻研,自己先弄懂弄透,再去教他们。面对这些文化程度参差不等的学员,我采取的方式是,降低课堂教学的知识密度,在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上更追求“形散”,尽量把课本问题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兼顾科学性与趣味性。
给这些老师上课,既需要较高的教育素养,也还需要一定的教育智慧。不少男老师是烟民,坐下来一支烟,已成为他们的习惯。面对教室里弥漫的烟雾,如果告诉他们,吸烟有害健康,显然苍白无力；强性制止,又会破坏我在课堂上营造的和谐氛围。于是,我借讲修辞手法,援引了一幅对联:
根根柱柱抽抽扔扔手手丢掉人民币；
丝丝缕缕吞吞吐吐口口吸入尼古丁。
我一板正经地说这幅对联对仗之工整,叠词运用之精当。但是,他们知道,我在借题发挥,于是,他们会心一笑,掐灭了烟火。
他们的培训既有超功利性,许多老师人到五十还在充电学习；他们的培训也有功利性,要通过考试,要拿到合格证书。因此,我在教学中,要针对他们考试中的重点和难点,精选教学内容,有时,还要做一点猜题押宝的工作。记得89届学员在8月底参加考试,我陪同教育组的同志一同送考。学员们要我猜一猜作文的题目,不得已,我结合当时的形势,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在第五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并给他们提供了写作的基本范式。很巧,那一次考试的作文题目中出现了“第五个教师节”这个热词。下考场后,许多老师都很兴奋,既可能是文章写得顺手,更因为,“小先生”“大先生”在一起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讴歌迎接属于教师自己的节日。
我在给这些大先生上课的过程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仅咨询我关于学习上的事,也坦诚地和我交流讨论生活中的事。
有一个老师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们村里缺少一个文书,想让他担任,他征求我的意见。按说,弃教从政,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揣摩他内心对学校和学生的依恋,我也从自己对山区教育的一些情怀出发,说了这样一句话:“文书易得,一师难求。”他最终留了下来。让我欣慰的是,若干年后,他通过考试,转成了公办教师。
有一对夫妇老师,他们一同在我的班级上课。其间,他们的孩子出生了,他们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有些受宠若惊,但也盛情难却。记得他们说,孩子的五行中缺“水”,我根据《文心雕龙》中的句子“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给他们的孩子取名为“黄瀚”。
许多老师也把我与他们一同学习的日子,当成一种美好的回忆。好多年以后,我在舒城中学工作,不时有学生告诉我,他们的父母亲甚或爷爷奶奶曾是我的“学生”。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民办教师”这个词汇,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隐了。但是,在我国漫长的教育史上,有一个被唤作民师的群体,曾为农村的教育事业贡献过他们的青春和力量,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在我的人生中,有一段与民办教师共同学习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教育生活,我还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许多教育的营养——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名师,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言行,宠辱不惊地化民成俗,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诠释什么是“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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