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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九月九

皖西日报 新闻    时间:2019年09月11日    来源:皖西日报

  袁有江

  小时候,猪仔被卖了,母猪总要有那么一周少吃寡喝,郁郁忧伤。大约它识破了主人,先前善待自己是一场赤裸裸的阴谋,让她的一窝子女不翼而飞。我也会跟着失落好几天。穿着新袜、新鞋的我,站在母猪面前,给母猪喂食,内心充满了愧疚。母猪低眉耷耳,胡乱地拱着槽内的吃食,长一声,短一声地哼哼,无心抬眼看我,也对食物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这是农家刚卖完猪仔的基本情结。
  我上一次被当猪仔卖,是在1993年从广州到深圳的路上。那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许多年后说给母亲听,母亲心疼得眼泪汪汪。我不是猪,但我又分明感觉,我确是一头被卖的猪仔。我说的“卖猪仔”,是一个曾经很挣钱的行当。
  改革开放的三声炮响之后,千百万农民工如过江之鲫,顺潮而下,直奔大海。预备在热得发烫的珠三角,实现自己衣食无忧,娶妻生子,赡父养母的梦想。我也在前赴后继,颠扑不破的洪流中,游到了广州火车站。
  我的目的地在深圳坪山,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汗津津地挤到公交车站,最惹眼的,是一辆辆大巴挡风玻璃上,或车身上贴的路牌。那种鲜红的,广告纸切割出来的字样。出发地都只有一个“广州”,到达地至少有十个八个。我当时脑子发懵,就疑惑了。难不成珠三角的城镇是羊肉丁,都被大巴穿在一条线上?老家的长途公交多是一对一,了不起告知你途经哪两个站点。而这里,到达站都是平行的,好像随便选一个,都是唯一的到达地点。
  我几乎没有选择。一眼望去,所有的车,都去深圳,再细问,都去坪山。没等你话说完,就不耐烦地将你生拉硬拽,塞进了车厢,连着行李也扔上去。条条大路通罗马,我稀里糊涂地上了一辆车。
  一路上,大巴车像一位不堪重负的老妪,只要路边有人招手,汽车就长叹一口气,车门就哐当作响。酷似多子的母亲,总也掩不上的胸怀。车上那些鼓鼓囊囊的行李包,可能是因为装的梦想太多,不是这个角爆开淌出一件衣服,就是那个角裂嘴,露出一只刷牙缸子和刷毛残缺的牙刷。终于越过了北二环,挣脱了广州的牵扯,车子却停下不走了。
  满头大汗的售票员,首先跳下车,在半道上开始分销他的“猪仔”。将去佛山和中山的先赶下车,等着后面赶上的中巴,彼此交换乘客。下去一阵,上来一群,然后继续走。车到中堂,故伎重演,将去惠州等地的赶下一批,收进一批。我的不幸在车过东莞大岭山时降临。我被赶下车,上了另外一辆中巴。说好不用交费,可没走足一公里,车上的售票员就开始凶巴巴地叫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不给钱的立即下车。只好再次买票。本以为可以乘此中巴直达坪山,但是车到深圳布吉,还是被再次贩卖,挤上另一辆小巴。再次买票。
  从大巴,中巴到小巴,存身的空间越来越小,相互的渗透越来越深。体内的水分越来越少,人越来越惊慌失措。如果说,我上车时还是一头生猛的猪仔,此时,已经被斩剁成一吊粘满灰尘的臭肉了。这移动的温床,如一把钝刀,偶尔停顿间坚硬的惯性,像是巨大的砧板,将我劈得四分五裂。这才明白,打工仔的“仔”字和卖猪仔的“仔”字,确是同一个字。
  从广州火车站,到深圳坪山,我走的是一条比《贪食蛇》游戏里,那条贪食蛇游走的还要漫长,曲折,危险,疲惫。拉客车被贪欲和无耻控制,一车乘客被奴性、无奈和时间控制,彼此合成了“卖猪仔”的事实。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走到今天,我每每喜欢站在高处,心有余悸地观望马路和车站。吃口香糖般反复咀嚼“卖猪仔”一词。它的味道不像粗粮馆里,夹咸菜的窝窝头。我无法给它准确定义,也无法从官方的报纸,网站上找到标准答案。如果说,“卖猪仔”是一条被汗水濡湿的毛巾,那么,你只要轻轻一拧,就会哗哗啦啦地流淌下咸涩,心酸,愤怒的液体。
  那些初到异地,风尘仆仆的打工人,伫立在车站或路边,眼睛盯着来往的公交车,焦急地等着去往目的地。终于随着“卡吱”一声,一股臭气放出来之后,有一辆“公交车”在身边停下来。“啪嗒”一声,车门打开,售票员快速跳下来。明明车里已挤成沙丁鱼罐头,他还是对着等车的人高喊上车。在你还没明白车是去往哪里,自己要不要上车的时候,已经被连人带包捉上车了。在你肺部被挤瘪之前,艰难地询问,是不是开往某地时,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是的!”事实上,不管你说什么地方,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当车子吭哧吭哧开出半里地,在一个荒郊野外停下来。售票员会先喊一个地名,然后下达第一道命令,到此地去的人员立即下车换车!接着再喊另一个地名,发布第二道命令,另一批人下车。屡次三番。“猪仔们”敢怒不敢言地下车,上车,下车,上车。那时候,连上帝都在等候人间的售票员,来安排她旅途的命运。与生俱来的家门口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让一帮灰头土脸的乘客,在这个神秘时空,集体失声。也不乏想报复的,但一想到在陌生人中间的勇士,往往都是身单力薄,最先受到伤害的主,只好一忍再忍。看客们并不麻木,但多数选择“自扫门前雪”或“惹不起躲得起”,也或者是用“花钱免灾”的老话,来安慰自己。一切都秘而不宣,怒而不发。
  一位聪明绝顶的四川小妹妹,在被当“猪仔”卖了多次以后,灵光一现,当了车主的“托”。用一种方言打工,月入三千。我们熟识了之后,我曾经询问她最骄人的“战绩”。她说,从深圳宝安到广州新塘,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他们成功实施了四次转卖,辗转八小时。那些乘客多为她四川的乡党。在溢满乡愁的南国,谁会拒绝温暖的乡音?哪怕是饮鸩止渴。
  那些年,每年春天,总有一大批又一大批的“猪仔”,从北方被火车皮运过来,在广州火车站集散,分装。它们只知道地名,分不清东南西北,像是一小块冰,遭遇炽热的阳光,一触即溃。它们的分量很沉,将濒临崩溃的车子,连同脚下的路面,挤烂了一辆又一辆,踩破了一条又一条。这些卖猪仔的“摇篮”,披着“公交车”的外衣,挡风玻璃上写满了珠三角所有的地名,纵横驰骋在令人目眩的每一条道路上,对找工的工仔、工妹们像抽劣质烟一样吞云吐雾。为了一沓沓汗浸血染的钞票,从“私交”到“公交”,他们畅行无阻。
  我曾经深交过“卖猪仔”的现实。从骨头的深处,听到过一声声的脆响,从皮肤的表面,抹擦过一层层的汗水。今天,当道路日益四通八达,当公交车里有了可以安放屁股的座位时,我听着“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的歌曲,身体总能接收到一阵奇异的电波。我就冲动地想像从前一样,给远方的母亲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在南方打工,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