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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变形记”

皖西日报 新闻    时间:2019年09月11日    来源:皖西日报

  柳冬妩

  我与袁有江,都是卡夫卡的父辈。
  我为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写过一部研究专著,袁有江也非常痴迷,曾试图画出小说主人公——推销员格里高尔家里的空间布局。1912年,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卡夫卡写作《变形记》的时间和地点所显示出的社会特征,与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卡夫卡类似于中国“农民工”的第二代,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出生于南波希米亚的沃塞克村,服完兵役后,在布拉格当了7年小贩,挨家挨户兜售日杂用品。1882年结婚后,他在布拉格旧市区开了一家商店,经营布料和时髦服饰用品。1883年出生的卡夫卡是波希米亚工业化城市化的见证人和目击者。今天的捷克领土与历史上构成波希米亚王国的王室领土相仿。20世纪初期,波希米亚成为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其内部发了大规模的迁移浪潮,农村人口从东方迁往北方广阔的工业地区。这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正如卡夫卡写给父亲的那封长信中所言:“过渡时期的这一代犹太人大部分与此类似,他们从相对虔诚的农村移居到城市。”
  我和袁有江,数十年前从皖西乡村来到广东打拼,与卡夫卡的父亲类似,正是从乡村到城市过渡的一代人。袁有江的散文随笔集《时间的秘密》,是整整过渡一代人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变形记”。
  中国乡土大地历史悠悠沧桑厚重,而散布在中国大地的上百万个自然村落成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自然载体。在中国,谁敢说自己和乡土大地没有任何关联?我们的亲人永远埋在那里,是那里的青山碧水养育着他们。我们血液的一部分就来自那里,一些没有名字的村庄,河流与山谷。但在20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一个国家的乡村史被史无前例地改写、刷新或者终结。袁有江的写作,与他自身的命运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袁有江生于淮河平原的皖西江村,他将本书第一辑命名为《温故一九六八》,是他在向自己的出生地致意,向自己的精神根据地回溯。他在《我的遥远的江村》写道:“掐指一算,我离开江村已三十余年。但我只要一忆及它,还是清晰如昨。我和一帮七八岁的孩子,在菜园沟塘,村间小巷,各家院落里,随意地疯跑、蹦跳、藏猫猫。我们溜进竹园深处,摘柔韧的竹枝,编野战军的伪装帽。爬上桑树和柿树,骑在枝丫间,品尝未成熟的桑葚和柿子,酸得口水淋漓,涩得张不开嘴。”
  我反复地读着他的《钓黄鳝》《剥绿麻》《看电影》《消失的小学》等文本,放电影般重温着童年的乡间记忆。而《一把潮湿的泥土》《午夜的咀嚼》《老地方》《杀猪与教书》《桂滩人物印象》则是对苦难乡村的一次深层打量,重新让我们回到了乡村命运和农民情感的复杂形态中去,切入了其千年顽强挣扎中隐约的命运旋律。这些都是我们这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和生活背景,但这种记忆和背景正在乡土中国加速地失去。袁有江的散文在记录将要消失、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西。他要做到的是留下一份关于村庄晚年的生存记录:“江村的大部分房屋,都已人去楼空。村里到处是坍塌的门窗户壁,淤平、垮塌的沟渠和小桥,疯长的蒿草和白杨树、槐树以及一层层脱皮的白桦树。前沙庄已荡然无存。沙庄和刘台加在一起,只剩十多户人家由老弱病残留守着。”“江村几乎就是一片荒原,房屋和村道成了点缀。江村的青壮年人,都和我一样外出谋生去了。”
  随着工业社会、资讯社会和跨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社会被连根拔起。与发达地区的城中村相对应的,像江村这样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内陆村庄“正在岁月的变迁中走向衰老”,正在蜕变成“空心的村庄”,被现代化所遗弃的性质使之忍受着孤寂和无言。面对一种被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进程所遗弃的乡间景色,袁有江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回到故乡,但注定又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匆匆离开。对很多人来说,“故乡”这个词语已经死亡。在袁有江的散文里,我们不仅处于变化的开端,而且已经面临变化的结果。一切都在逝去,一切又在重构。记忆变得模糊,存储的符号悄悄更迭。
  已成为历史的20世纪充满了反讽性。流亡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过一句伤心话:对于写作者来说,20世纪的历史还没有人动过。人类在20世纪的社会变革相当多,小农阶级的消失就堪称其中最伟大的变革,最为壮观暴烈的词汇也容纳不了它内在的递变和搏动。与小农阶级从历史上消失这一过程相伴的是都市化进程。都市是人类的第二个身躯,是现代文明的代表性符号。城市显明了人类进程的必然性,它包容了大善与大恶。在从乡城到城市的过渡中,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形态经历了沉重的嬗变。本书第二辑《这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留下了这种嬗变的痕迹。袁有江的《走到九月九》写到了广州火车站,这是千千万万南下打工者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他们生命嬗变的开始:“改革开放的三声炮响之后,千百万农民工如过江之鲫,顺潮而下,直奔大海。预备在热得发烫的珠三角,实现自己衣食无忧,娶妻生子,赡父养母的梦想。我也在前赴后继,颠扑不破的洪流中,游到了广州火车站。”任何一个到过广州火车站的人都会对那里印象深刻。那人群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地劳工,他们主要是农村的逃离者,工业化主要的廉价劳动力。《走到九月九》写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卖猪仔”,这几乎是每一位珠三角寻梦者的经历。《潮来潮去潮如水》记录了袁有江从打工到创业的全过程,是他在珠三角的个人生活史、迁徙史、经验史、情感史、心灵史、精神史。
  袁有江的散文是当代城乡生活丰富多彩的魔方组合,对现实人生进行卡夫卡式的反映与展示。他的散文连贯起南北生活的今天和昨天,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移民的灵魂供述状,一个文人对自己情感精神历程的追忆、倾诉和对灵魂的拷问。《后窗风景》通过对公司宿舍楼的观察,揣测着打工者的命运走向,体会着他们的酸甜苦辣。《行走在证件里》里叙述了一张失效已久的边防通行证,把我们带入进入深圳的一种回忆:“我证件的可信度,要远远大于我的肉身。”袁有江的不少散文是写思乡体验的,如《故乡落雪了》写出了一个身在南方的北方人,对家乡的牵挂。《梦醒时分》写“人在东莞,骨子里许多柔软的部分,感觉一直还落在六安。”“这辈子,好像命中注定,我只能站在一千多公里的两端,被拉扯着,搁浅着。”《这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写“春运”之际的特有奔波,是对亲情做一次深度的、疼痛的拉扯。《拉住妈妈的手》对母亲的牵挂,读之使人落泪。《转过墙角》写在深圳碧岭村的打工生活,碧岭村是他初到南方打工的第一个落脚点。袁有江的电子厂最初在东城上桥村,后来搬到道滘南丫村,都是珠三角典型的城中村。他在《道滘三题》中写了蔡白的滨江湿地公园、悲壮的大坟、可感可触的岭南园林代表作之一的粤晖园。“三十多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人,在道滘这片热土上工作和生活。他们的人数总量,据官方统计,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几十倍。他们多年来,和本地人一起建设着这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小镇。他们与焕发了青春的水乡人一起,携手走到了现代化都市的前沿。彼此营造的和谐之境,无疑折射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一种优势互补的组合。”袁有江聚焦他在广东的生活经验,写岭南几十年的社会世变,写巨变之下世俗生活的悲欢离合,写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琐事,他的散文是人与城市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体验和感受方式,提供了一份栩栩如生的大湾区开荒牛的精神档案。
  时代的变迁已使一切可见之物都面目全非,袁有江通过对城乡经验的书写,洞悉了煌煌历史的变形记。他写出这些“变形记”并不是偶然的。从打工者到老板,从老板到作家,一边经营企业一边进行文学创作,袁有江是如何鱼与熊掌兼得的?本书的第三辑《没有一条生命是重复的》给出了他的答案。
  他在《时间的秘密》里坦言,因为他将阅读写作,当成是私密生活。他在对经典的反复阅读中,“越读越明白”。在《残缺的魅力》里,袁有江说《红楼梦》是唯一一部,能让他深度潜入,经常流连忘返,而又充满迷雾的大书。但实际上让他“深度潜入”的,又何止一部《红楼梦》?在《我眼里的情人》中,袁有江对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的细读,绝对称得上“深度潜入”,他不仅梳理了作家的文学人生,写出了自己的阅读体验,还对其中文翻译进行多版本比较,呈现出文学写作与翻译中的诸多问题。他对略萨的“流连忘返”,他对《金瓶梅》《檀香刑》《百年孤独》《呼兰河传》《耶稣之子》等文本的阐述,都可以称得上“深度潜入”,他与文学大师纸上对话,从文本世界入手,捕捉隐秘的创作心灵脉动,引领我们进入文学的高地,获取理解的密匙。袁有江在《后窗风景追忆》中说:“卡夫卡一生都活在孤独、恐惧和陌生感的深处。我们无法和大师相提并论,但我们好像感受到了——一代代到异地谋生的人,尤其是打工人,或多或少都有孤独、恐惧和陌生感伴随着,负重前行。”在城市与乡村的吸纳与抗拒中,在当代晦暗不明的生活中,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是袁有江抵抗孤独、恐惧和陌生感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