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蒲包
皖西日报
作者：张薇
新闻 时间:2025年12月25日 来源:皖西日报
张薇
有这样的时刻,一个词入耳,像一根火柴点燃蛰伏的引线—它曾黯淡失色地匍匐于墙角,历经阴晴雨雪,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若遇响晴日子,记忆便顿时喷薄成花海。这个词,是“蒲包”。
我姥爷的大家庭曾有大片房产,分嫡庶两支,又有叔伯几房。抗战的隆隆炮声里,他去上海投奔哥哥。彼时哥哥已置办房产、有了新人,后来又接了家乡的旧人,各安天命,那是旧时代特有的秩序。姥爷起初在上海做学徒,这段历史我知之甚少；我记得的,是他一再讲述的片段—像青石板上深深的车辙印,每一次讲述,都让那些过往真实地“存在”。日军曾占领家乡小城,不过几日便旋即光复。姥爷回乡后,决心挣脱大家庭的桎梏,自立门户,在城西买了一处带院子的宅子:三间正房加一间厨房,他把其中一间租了出去。
时代风云变幻,大家庭的房产终究被没收,叔伯兄弟也四散分离。除了自己购置的这处宅子,姥爷没有其他产业,家里有缠小脚的妻子,还有四个挨肩长大的子女要吃饭、上学。还好,在唯成分论的当时,姥爷被划成“小土地出租”—有出租行为却无雇工剥削,这“不红不黑”的中间地带,把他算成了工农的伙伴。
姥爷不算聪明,小时候常挨私塾先生的尺子打掌心,性子老实敦厚,还带着点胆小,街坊都笑他“树叶掉下来也怕砸脑袋”,像极了契诃夫笔下“套中人”别里科夫。他身形高大,脸色却有些青白。我妈妈说,他小时候挨打时,也只是笑笑,从没恼过。姥爷姓卫,排行第三,名季诚。我小时听到姥爷的名字,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群被精心喂养的毛茸茸小黄鸡(“季诚”与“鸡成”谐音,孩童的联想里满是软乎乎的暖意)。姥爷吃了不少读书的苦,常被人夸有“书生气”,却没尝到读书的甜头,终究还是要脱下长衫,挑起养家的担子。他曾贩过大米,最后赔得底朝天；也贩过鸡蛋,有次赶上“跑反”(战乱时百姓逃难)的恐慌—每一句飞散的流言都在加重恐惧,内心无底的猜测最熬人。姥爷挑着鸡蛋筐拼命跑,顾前不顾后,扁担晃得厉害,箩筐像荡秋千似的,最后落了个“鸡飞蛋打”。大人们说起这事时,脸上总带着点嘲讽,念叨着“拿龙捉虎,做啥啥不行”。“拿龙捉虎”是本地俗语,意思是干小事笨拙不成,偏摆出要干大事的架势—“拿”字里藏着种轻拈重放的虚浮豪迈,就像说“拿下这家伙”时的故作声势。可“拿龙”的姥爷,当时不过是个四顾茫然、不知归处的中年男人,那迟钝里藏着的,全是说不出的悲哀。我从小听这个故事,总想起课本里“一个鸡蛋的家当”的典故:姥爷和故事里的人一样,盼着“蛋生鸡、鸡生蛋”,在这样圆满的循环里挣个小康日子。鸡蛋碎了,希望也碎了,换作旁人早该大哭一场—姥爷或许没哭,他性子慢,连难过都比别人迟半拍；可他或许也哭了,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男人为何不能哭?古人“歧路亡羊”尚且落泪,何况他碎了一家人的生计指望。只是人们总记得故事里“鸡飞蛋打”的热闹开头,却少有人问起他后来如何收拾残局的消瘦尾声。
诸事不顺,可日子总得继续。后来,姥爷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豆腐店,无论冬夏,每天清晨四五点,他都要从三里街的家步行到横街的豆腐店,装上满满一板车豆腐、干子、千张,再步行到老车站去卖。这段记忆我是亲历的—我三四岁时就有了清晰的画面。那时,妈妈大学毕业被分到山区银行,我在山区出生；四五岁时,妈妈把我带回城里。记得刚回来时,我们走过熙熙攘攘的云路街,路边摊位鳞次栉比,路人挤在狭窄的过道里,五光十色的货品让我眼睛都看不过来。妈妈给我买了个粉色椭圆塑料斜挎包,小小的,上面画着“小猫钓鱼”:小猫也挎着个小包,一手举着鱼竿,一手提着鱼桶,可爱得很。到了姥爷家,妈妈说要去买电影票,晚上带我去看电影。我被这巨大的快乐冲昏了头,可直到天黑,妈妈也没回来。天黑了,院子里的小鸡都进笼了,我却找不到妈妈—那种“被丢弃”和“被欺骗”的双重打击,让我大哭不止。以当时像草履虫般单细胞的思维,我根本想不到:我们白天明明路过了电影院,妈妈怎么会一直不回来?
小孩儿的伤心总容易被转移。就在我哭得起劲时,姥爷推开门回来了—卖完豆腐的他,刚好和哭鼻子的我撞个正着。如今再想起那一刻,漫漶的悲伤仿佛突然聚拢,洇成一汪湖,“咕咚”一声,往事沉向湖底,湖面却荡开圈圈扩散的涟漪。那是个夏天,姥爷高高瘦瘦的,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露出光亮的额头；他穿一件白色老头衫、一条灰色西装短裤,脚上的黑胶鞋长及小腿肚,后背湿了一大片—不知是汗还是路上淋的雨。他收了黄油伞进门,手里还拿着一个蒲包。蒲包这东西,我从小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姥爷总带着它,陌生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后来我特地在网上查过:传统蒲包以蒲草为原料编织,多是篓状。我自己也有个蒲草做的时装包,当初为了配杏黄色长裙买的,满是海滨度假的风格；可姥爷的蒲包是口袋状的,经纬纹路清晰,历经风雨已显半旧,包身很深,包口向下翻着一道边,包底的四角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草茎。姥爷走到我跟前,笑着说:“来,看看里面有啥好东西?”我伸手打开蒲包,里面混着竹制的豆腐牌、毛票和硬币；有时能掏出个大白桃,桃毛粘在手上,痒得我到处抓；有时是黄橙橙的小沙果,或是带一点红的枣子—我把这些东西倒在泛着红彤彤包浆的凉床上,它们像一阵狂暴的小雨,“噼噼叭叭”地弹到地上,我追着这个捡,转眼又丢了那个,忙得不亦乐乎。等我再大些,过年时姥爷会从蒲包里掏出压岁钱:十张崭新的一元纸币,连号的,还用红纸条箍着；他还会带我去书店,买《动脑筋爷爷的故事》给我。夏日的午后,我常拉开姥爷家那只带黑漆黄铜环的抽屉—里面有梅花起子、羊角锤、烧了半截的蜡烛,还有本翻得磨毛了边的《三言二拍》。我捧着书坐在凉床上读,消磨了许多漫长的下午:读着“欸乃一声山水绿”,想着三秋桂子、钱塘江潮,不知不觉黄昏就来了,灯光拉长了我的影子,可我的心还留在书里那些遥远又热闹的故事里。
白茫茫的冬天早晨,二姨下夜班回来,常会从厂食堂买热腾腾的肉包子,装在铝饭盒里,轻轻摇醒睡梦中的我—那是我学龄前最暖的好梦。我坐起来,拢紧被子披上棉袄,被二姨用热毛巾擦了擦手,接过包子咬一口,满是肉香。二姨还教我择菜,说芹菜顶端营养丰富,剪根时浅浅剪一点就行。可我人小性子倔,偏要跟她反着来,故意把芹菜连根带茎剪去长长的一段。二姨生气地说:“让你向东你偏向西!”说着轻轻一巴掌打在我胳膊上,我丢下剪刀笑着跑开,留下她在原地无奈地摇头。有时我会推开院子的后门,去找照顾我的保姆—那是个年轻的女子。她家离姥爷家不远,要穿过一个天井院子:四周是黑魆魆的门,晴天时太阳照进四方院子,地上的碎卵石间夹杂着青草,铺成几个相交的圆圈。盯着脚底看久了,脚会觉得疼,眼睛也会花,像掉进万花筒里似的晕乎乎的。可明亮的阳光洒在身上时,又觉得每个人都是这小院子里的主角。保姆和大舅、姑妈住在一起,每次我去,她都会给我倒水、拿零食；她常看《中国青年》杂志,有次说封三上有《军港之夜》的歌谱,我随手一翻就找到了。她大声夸我:“真聪明!你怎么知道封三是哪一页?”一旁耳背的大舅听了,也跟着笑起来。
姥姥离世已经四十九年,姥爷走了四十年,妈妈也离开我二十三年了。时间久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口算,非要拿计算器算一遍才能确认这些数字。看到这些年份,我甚至会忍不住想找些代际间的模糊规律:母亲先于子女离世,母亲与女儿的寿命,母亲与女儿的性格特征—哪些是传承,哪些是逆向的改变?谁又能懂命运这双翻云覆雨的手呢?我写过好几篇童年回忆,有的关于亲人,有的关于时间,有的关于城市的变化,每篇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各自独立。若把这些片段连起来,或许能拼成小城两代爱好文字的女子(我和妈妈)的成长史。可我没打算把这些零散的记忆,筑成一部榫卯咬合、情节交错的长篇回忆录—写回忆录的人,自身总得够“重量级”,谁会愿意看一个无名者的陈年旧事呢?三代之前的祖先、三代之后的后人,两处茫茫都不见踪迹。姥爷的故事,曾在亲友间口口相传,可随着时间流逝,那些往事像糖块融化在温水里,渐渐淡了。如今我这个外孙女,能抓取其中一二,写下这些像“雪地飞鸿”般易逝的片段,便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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