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夫孙女讲述青天畈谈判往事
皖西日报
作者：梁远启
新闻 时间:2025年06月05日 来源:皖西日报
梁远启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活动于鄂豫皖边区的红28军率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展开谈判,成为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中,较早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功的一支部队。前不久,原国民党将领刘刚夫的孙女刘洪女士,来到金寨县,与金寨县委史志室的同志座谈,了解其爷爷与当年的“老对手”——红28军作战以及参与青天畈谈判等情况。座谈中,刘女士饶有兴致地讲述了其爷爷当年提议和参与青天畈谈判的往事。
刘刚夫,1898年生,合肥市逍遥津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学员。毕业后历任连长、参议、副团长、处长、第二集团军军官训练团少将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37年11月15日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46年7月退役。
1937年春,卫立煌回任豫鄂皖边区督办。他对红28军及游击部队,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将军队分作堵击、追击两部,对红军围追堵截,鄂豫皖边区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态势形成。时任卫立煌高级参谋的刘刚夫,一贯思想进步,主张抗日,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做法非常反感。从大义上讲,认为当下日军入侵,正是军人效命报国之时,理应在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而却在深山老林剿共,应“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私情上说,刘刚夫和卫立煌是合肥老乡,均毕业于保定军校,虽然卫对蒋十分卖力,立下赫赫战功,但始终不为蒋介石信任和重用,卫立煌每有建树后,随之而来的总是削去军权,非迫不得已,不给重掌兵权。而刘刚夫作为长期追随卫立煌的参谋人员,更无出头之日,深感蒋介石阴险奸诈至极,故对蒋心怀不满,思想彷徨苦闷。
这时,恰好接到国民党32师师长王修身来电,说岳西县方县长报告,红军高敬亭派人表示愿意和平谈判,但必须卫督办派代表来。刘刚夫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停战和谈的大好机遇,因此,极力向卫立煌建议,顺应历史潮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因刘刚夫和卫立煌既是同乡,又长期作为其幕僚,私交很深,颇得卫立煌信任。因此,卫立煌思考一番后,决定派刘刚夫作为全权代表,与红军谈判。要知道,在当时未得到蒋介石命令的情况下,此举十分大胆,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身首异处。刘刚夫当时想,将来抗日史上有其一个名字,也是对祖国对民族尽了军人职责,虽死无憾。
1937年7月,刘刚夫由王修身师长陪同前往岳西县。20日下午,双方在岳西县政府正式接触,见到红28军代表何耀榜。何耀榜说高敬亭已去鄂东,和谈由红28军政治部主任李守义负责,何则向李请示汇报。刘刚夫当时十分纳闷,因为和谈是高敬亭倡议的,为何正要谈判之时,高却远去鄂东,而军政治部主任李守义又不露面,不禁怀疑和谈是否诚意?但既来之,则安之,便向何耀榜首先提出商讨停战、集合地点和时间以及集合时红军名称等问题,建议双方共同组成“停战委员会”,国军方面由刘刚夫为正式代表,其他有关人员协助；红军方面由李守义负全责,派何耀榜为代表。对此提议,红军并无意见,因此,谈判委员会很快组成。随后,刘刚夫电报督办公署,卫立煌接报后非常高兴。为了保证密切联系,及时解决问题,还特拨专用电台一部。
7月22日,刘刚夫来到青天畈汪氏宗祠与李守义主任、何耀榜代表正式谈判。谈判开始后,双方对停战等问题分歧不大,但是对集合时间,双方争执不下。红军方面考虑到部队分散,通讯和交通不便,认为没有半年时间无法集中,而刘刚夫则以抗日事关紧迫,坚持尽快集合,并承诺在散会后立即电请卫立煌撤走围剿部队。随后,刘刚夫发电报向卫立煌汇报。
不久,接卫立煌回电,回电说卫已令国民党军撤围北上,红军如有诚意,应在一个月内集合完毕出发抗日。得到复电后,刘刚夫再赴汪氏宗祠。双方又对集合时间反复商谈,最后约定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集合地点定在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这一关键问题解决后,双方便起草谈判协议。协议条文经过双方反复推敲后,1937年7月28日上午8时,在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式,李守义(即高敬亭)、刘刚夫分别在协议上签字。
令刘刚夫奇怪的是,按说此等大事,必须报经高敬亭同意,但红军方面一切均有李守义定夺,且谈判过程中,从无人提及高敬亭三字。此时,刘刚夫已经明白,所谓李守义主任,肯定是高敬亭化名。果然,协议签字后,李主任在谈话中无意显露其就是高敬亭。拍照留念时,虽然李主任偏过头去,但别人看到照片时,仍然认出就是高敬亭。
协议签署后,高敬亭即率部向鄂东进发。刘刚夫交给其边区督办公署护照一张,并电请卫立煌再通令各县:如友军过境,不得稍存歧视。
9月上旬,刘刚夫在南京领到高敬亭的委任状、关防等物后,专程赶到七里坪,但一直未见到高敬亭,却见到了中共中央派来的郑位三等,双方相聊甚欢。郑位三还送给刘刚夫一块边区发行的面值1元银币作为纪念。1951年,刘刚夫将这块银币交送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
刘刚夫离开七里坪前,高敬亭终于以真实身份会见了刘刚夫,并设宴饯行,因中央军委已任命高敬亭为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不便再接受其他任命,故在宴席上高敬亭将刘刚夫带来的国民党委任状还了回去。
饯行宴其实也是一场“智斗”。因高敬亭此前已接受国民党方面的委任状,担心不好退回,商议之后,决定利用宴席机会,将刘刚夫灌醉,然后乘机退回委任状。谁知刘刚夫酒量惊人,作陪者根本不是对手,只好采取车轮战法,最后将刘刚夫喝得酩酊大醉。对此细节,笔者曾求证刘洪女士。刘女士对此也不清楚,但在其记忆中,刘刚夫酒量很大,且每顿必饮。看来此情非虚。
1938年初,刘刚夫二到七里坪,结识了戴季英等人,并一同到达汉口。在汉口,刘刚夫见到周恩来、叶剑英等。见周恩来时,刘穿着中式大皮袍,为此感到局促不安,认为太不礼貌。周恩来对此并不计较,反向刘刚夫表示感谢,感谢其为促成和谈作出的贡献。
岳西谈判,使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抗日的政策在鄂豫皖地区得到有效贯彻,它比中央红军与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10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还要早两个月,提前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历史给予该次谈判高度评价,称其为:“首开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谈判的成功,固然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但也离不开包括刘刚夫在内的各界进步人士的推动和努力。对刘刚夫等人的贡献,我们不应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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