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师生及文艺工作者参与五十年代皖西治淮工程
皖西日报
作者：陈兆清
新闻 时间:2024年03月28日 来源:皖西日报
陈兆清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为响应国家根治淮河的号召,一大批上海高校师生及文艺工作者来到皖、苏治淮工地,其中部分师生来到皖西大地,投身水利建设事业,为六安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上海高校师生参与治淮及皖西水库建设
(一)钱正英与《治淮方略》及新中国第一坝。
钱正英,1923年出生于上海。我国水利和电力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39年到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1941年9月,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大同大学群众团体党团成员,并担任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钱正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1950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发生特大洪水,豫、皖两省受灾面积约达4000余万亩,灾民1300万人。淮河流域的灾情引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7月20日至9月21日,在两个月内毛泽东连续4次就治淮问题发出批示,做出根治淮河决策。1950年10月,为落实毛泽东主席根治淮河水患的指示,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决定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吴觉任淮委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兼任淮委工程部部长,华东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兼任淮委工程部副部长；同时,将治淮机构由南京迁往蚌埠市。
按照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中的相关要求和水利部历次会议精神,钱正英与汪胡桢、王祖烈等制定了覆盖豫皖苏三省区的淮河治理总体规划,定名为《关于治淮方略初步报告》,简称《治淮方略》。在曾山的带领下,钱正英和汪胡桢专程赶往北京,当面向周恩来汇报《治淮方略》。听了介绍后,周总理站起来说:“这个《方略》我已大体了解了,原则上认为可行。”很快,政务院原则上批准《治淮方略》。1951年4月,治淮委员会正式发布《治淮方略》。按照“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和“上游蓄洪发电,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道”的总体安排,1951年初修建润河集分水闸枢纽工程,该工程包括城西湖进湖闸、拦河闸、固定河床。钱正英担任润河集分水闸枢纽工程指挥。是年7月,润河集工程完成。随后又在安徽西部的淠河、史河等淮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上建设多座大、中型水库,其中佛子岭水库既是淮河治理的重点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坝。在研究讨论佛子岭水库大坝的设计方案时,苏联专家主张采用土石坝,汪胡桢主张采用混凝土连拱坝。两方争执不下,最后由钱正英专程赴沪,向曾山作了两种大坝方案的全面汇报。曾山仔细听完汇报,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对提出的连拱坝方案认为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同意采用连拱坝方案。”1954年6月,佛子岭水库大坝建成,当年即经受了较强地震和特大洪水的考验,标志着我国的筑坝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等校师生参与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磨子潭水库等建设。
为了响应中央政府关于动员相关专业学生和教师参加治淮工作的伟大号召,华东军政委员会专门向华东公私立大学发出动员布置。根据政策规定,华东区“各大学土木、水利、测量等科应系四年级及各专科学校土木、水利、水文等科临毕业年级均应暂停教学一年,所有各该年级学生及教授、讲师、助教、技术员及技工在可能范围内均应尽量参加,参加工作的师生员工均以一年为期,在完成此项任务后仍回原校继续学习和工作”。据统计,截止1950年10月14日,“交大、同济、复旦、大夏、光华、大同、圣约翰、震旦、市立工专等校水利、土木、测量等系科应届毕业同学报名参加的共有240多人”,他们“连日加紧学习治淮要开的课程”,时刻准备着开赴治淮工作第一线。在随后2年内,同济土木、测量等共400多位师生开赴治淮前线。
当时担任佛子岭大坝坝体设计建设的除了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汪胡桢外,还有上海交大的曹楚生、蒋富生、薛兆炜、朱伯芳以及复旦大学毕业的曹宏勋等。曹楚生,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后,任佛子岭连拱坝坝工组组长,先后参与佛子岭大坝、磨子潭大坝、响洪甸大坝的设计,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朱伯芳,1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52年,担任安徽佛子岭水库工程指挥部技术员；1954年,担任安徽梅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曹宏勋1944年3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1949年5月至1951年11月,在上海市政工程局结构工程处,任助工工程师、工程师。1951年11月至1958年9月,先后参加磨子潭、佛子岭、梅山水电工程建设,任水利工程施工工程师。当佛子岭水库设计工作完成后,大部分设计人员即被派到梅山水库工地进行另一个连拱坝的设计。朱伯芳负责设计梅山连拱坝。1955年8月,朱伯芳与曹楚生、周允明一起主持中国第一座混凝土拱坝响洪甸坝的设计。1953年8月12日,同济大学教授吴一清和助教徐声祖、唐之祥、吴庐生来佛子岭工地绘制佛子岭纪念碑亭图案。1954年4月24日,纪念碑亭落成。
(三)上海文艺工作者慰问水库建设者。
1953年6月11日,上海音乐学院司徒院长率周小燕老师等92名师生来工地慰问演出,7月28日离去。周小燕为工人们演唱多次,轰动全工地。1954年3月17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张怀江院长带领马承镀、陈志华、李剑晨、谭勇、于浩、俞云阶、何启陶、阎诗成、周觉钧、顾炳鑫、陆地等参观水库。张怀江在工地作画16幅,其他人也作画数幅,1955年4月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汇印成《佛子岭水库画集》。4月19日,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家章靳以来佛子岭小住,体验生活,后来写出著名的散文《到佛子岭去》。4月24日,水库纪念碑亭落成后,在亭中树一纪念碑,石碑正面为时任上海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先生所题的“佛子岭水库竣工纪念”,背面为刘海粟先生手书的“佛子岭水库落成记”。11月5日,举行佛子岭工程落成典礼。上海京剧团团长周信芳率领李玉茹、金素雯、黄正勤、陈正徽、孙正阳等演员来水库举行了精彩演出。
二、精神财富
1、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人生价值。在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上海高校师生们踊跃报名,参加皖西治淮。在寒冬里冒着风雪,在酷暑里顶着烈日,运用他们学到的技术,奋战在治淮第一线。有些同学参加了运河堤坝春修工程,他们和民工一起住在滩地上搭起的工棚里,泥地上铺一层稻草就是床铺,有的同学参加了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磨子潭水库、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等工作。“今后我国人民一定要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世界一流、国富民强的伟大国家。我个人也决心,刻苦学习,认真工作,在工作中锻炼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坝工专家。”这是当时在治淮委员会工作、28岁的上海交大毕业的朱伯芳作为优秀青年技术人员在誓师大会上的发言。上海复旦大学生表示“在参加治淮工作中,对祖国的伟大和可爱,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并决心“将治淮的工作热情,贯彻到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去,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努力。”
2、培育、重视人才,创办中国水利行业的黄埔军校“佛子岭大学”。佛子岭水库工地是战场,又是一座大学校。当时佛子岭工地聚集着一大批刚走出校门的上海、南京等高校毕业生。他们只从书本上知道什么叫水库,但他们不懂就学。技术室的全体同志和工务处的同志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每晚聚集在指挥部会议室里上课。他们自称这个学习班为“佛子岭大学”。1952年12月下旬,《安徽日报》发表了一篇“佛子岭大学”的特写,从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汪胡桢学识丰富,经验最多,被大学生、技术人员称为校长。“佛子岭大学”的课程紧密结合佛子岭建设的实际。汪胡桢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等课程,戴祁讲授“佛子岭水库的水文计算”,吴溢讲授“建设润河集船闸时的民工管理”,谷德振讲授“佛子岭地质钻探及评价”,陈善铭讲授“溢洪道设计”等。盛楚杰讲了“钢管的设计”,朱起凤讲的是“拱垛模板的设计”,刘国钧讲的是“弧形闸门”及“金属结构”,陈鲁、童慧生讲了“水工混凝土”。“佛子岭大学”活动频繁,直到施工后期,大部分同志转轨到梅山水库的设计工作、技术室与工程处合并时才停课。
佛子岭工程完工后,“佛子岭大学”学生和老师又参加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库的建设,最后分散到全国各处水利水电建设机构工作,均成为骨干技术人员。据统计,“佛子岭大学”先后走出汪湖桢、曹楚生、朱伯芳、谷德振、吴良镛、黄文熙6位院士以及蔡敬荀(曾任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曹宏勋(曾任葛洲坝工程局总工程师)、朱起凤(曾任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郭旭生(曾任安徽省水电厅厅长)等一大批专家和优秀的水利工作者。佛子岭工程完工后,建设者们拿着“佛子岭大学”毕业证书,分别走向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岗位和工程管理部门,除留在淮委工作的以外,在东北、华北及上海、天津、安徽等省市水利勘察设计单位和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等水利建设工地,都留有“佛子岭大学”毕业生的业绩。“佛子岭大学”可谓桃李满天下!
3、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佛子岭大坝的建设,困难重重。解放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禁运,大坝混凝土浇筑所需的拌和机、振捣器、升降机等机械设备无法从国外进口。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建设者们以不畏强暴的精神,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技术人员自行研制了筛分系统、拌和系统、提升设施、活动模板等简易机械设备。水库大坝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必须使用振捣器振捣密实,而不能像浇筑房屋小型梁柱那样用钢钎捣实。但在解放初期,我国国内还没有振捣器,指挥部专门派人去香港设法购买了两台。由于封锁禁运,由采购人员随身携带的一台在海关时被扣留,无法运回内地。幸因采购人员对此早有考虑,另一台委托熟识的渔船代运,才得以安然运达。指挥部以这台振捣器为样品,立即请上海国华机器厂仿制了一批,这才使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混凝土浇筑用上了第一批国产的振捣器,保证了工程质量。这件事放到现在来看,也许是件小事,但在当时来说,如果没有振捣器的采购和仿制,大坝的浇筑质量是很难保证的。
佛子岭水库工地成为我国第一个使用振捣器的工地。解放初的霍山公路坎坷不平,车开起来颠簸摇晃,很是不稳。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楚生回忆,自己和20名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和水利系学生同乘一辆货运卡车,从蚌埠到霍山。在要到达终点霍山县城时,由于车身突然剧烈摇晃,朱家谨同学坠落于地,幸未受伤。
据一些参加过治淮工程的水利系统老干部、老专家回忆道,当时在治淮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钱正英的身影,基本上都是卷着裤脚管、赤着脚在工地上忙碌的形象。大家评价这位年轻的女部长:“上海的小姐能这个样子,不简单!”
总之,共和国初期,上海高校师生及文艺工作者参与五十年代皖西治淮工程,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报效皖西,同时自身也得到锻炼,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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