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与上海的“缘分”(中)
丁美科 王桂红
皖西日报
作者：
新闻 时间:2024年03月14日 来源:皖西日报
六安与上海的革命情缘
回首建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六安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中,见证了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结下了坚固的革命情缘。
马克思主义从上海传播到六安。1918年夏,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高君曼与丈夫陈独秀回霍邱探亲,给家乡青年带回一些进步书刊。他们应邀在霍邱城关讲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号召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革新教育和政治。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无疑是一次空前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皖西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霍山籍学生储承之、汪与之参加五四示威游行之后,被派往上海进行宣传活动,在日租界被日本军警开枪杀害。6月,消息传来,激起霍山全县人民的极大愤怒。霍山人民在城关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宣读了以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悼词,发表了声援五四运动的宣言。对遍及皖西的这场大规模学生运动,刘希平、沈子修、朱蕴山、洪世奇等人积极给予支持。
1922年底,寿县的李坦(李荣桂)从上海回到家乡高刘集李家洼子,于次年初在家中办起改良私塾,招收了二三十名青年学生,不读子曰诗云,而是传授科学知识,宣传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皖西迅速广泛的传播,促进了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响应五四运动而连续开展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革命骨干,皖西党组织也自此萌芽。
皖西在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骨干,如蒋光慈、许继慎等人大多都在上海学习过,在上海接受革命理想。
皖西青年在上海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开展党的工作。1907年,寿县人高语罕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后在安庆、芜湖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0年,高语罕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高语罕曾在“中央直属的上海的党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后在陈独秀指示下到安徽学生界开展工作,是陈独秀“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的“最先响应的人”,也是陈独秀“筹划在各地组织共产党小组”的安庆联系人。在高语罕的教育与指导下,在安庆读书的霍山学生舒传贤于1921年10月“在安庆开始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负团的责任,时又充任全省学生联合会会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皖西在外地的进步知识分子陆续加入外地党的组织。寿县的毕仲翰于1922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春,曹蕴真在上海经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徐梦周于1922年入党,不久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鲁平阶于1922年在上海经施存统、张秋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1月22日,在上海大学读书的薛卓汉、徐梦周、王逸常被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批准入党。不久,朱松年、徐德据、方曙霞、胡允恭(胡萍舟)、陶淮等也在上海大学入党。
此外,霍邱县白塔畈(今属金寨县)的蒋光慈于1922年在苏俄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7月蒋光慈回国,经瞿秋白介绍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创办太阳社、主编《拓荒者》,著有《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等非常有影响力的革命文学著作,被誉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拓荒者。
从上海等地回来的共产党员组建了皖西党组织。皖西在外青年中党员、团员的出现,为皖西地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提供了条件。因此,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2年春皖西就建立了党的组织。
皖西建党是从建团开始,而建团又是从旅外青年学生中开始。在安庆、芜湖建团的同时,寿县以在外地入团的学生为骨干,于1922年春成立小甸集S﹒Y﹒(英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缩写)特别支部,书记曹蕴真,团员有徐梦周、鲁平阶、胡宏让等,直属团临时中央局领导(5月改属团中央领导)。团特支以小甸集小学为活动中心,在师生和农民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团特支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至1923年夏有团员6人。
皖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成立,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准备了条件。在此期间,皖西本地的党组织也开始筹建。1922年春,寿县小甸集在建团的同时,“就有二、三同志的组织,当时是党的婴儿时候”[《寿县县委报告》(1929年5月9日),中央档案馆、安徽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四册上,1987年,第218页]。这“二、三同志”正是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成立了中共寿县小甸集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组长曹蕴真。
中共六安特别支部是六安县最早的党组织,在它的领导和发动下,六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革命形势日益高涨。
1925年冬,中共党员王绍虞受中共上海大学支部派遣回六安,组建党组织。王绍虞回到六安后,先后同芜湖、杭州、上海等地回来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王立权、吴曙光、刘大蒙、田崇厚、蔡蕴珊、毛正初等取得联系,在城关建立了中共六安特别支部,书记王绍虞,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皖西武装暴动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指导密不可分。1927年8月起,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根据安徽省临委安排,六安籍共产党员许继慎、储克圣、吴干才、桂伯炎、毛正初等,先后从上海、武汉、安庆和芜湖等地返回家乡,同本地共产党员周狷之、罗亨信等一起,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10月,省临委决定以六安为中心,划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五个县为安徽第一暴动区,要求六安特区委立即组织农民暴动。1927年10月、1928年7月,省临委两次指令六安党组织举行武装暴动。六安特区委和后来的六安县委根据主客观情况,认为暴动条件尚未成熟,提出延期举行暴动的建议。为此,六安特区委书记胡苏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省临委和六安县党组织的意见分歧,于是报请中央决断。
1929年3月11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到会的有安徽省临委书记尹宽、六安县委书记王逸常和熟悉六安情况的许继慎、柯庆施。周恩来对六安党组织延期暴动的意见给予肯定,并提出抓紧做好暴动准备的要求。六安党组织抵制“左”倾盲动斗争,使革命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
上海会议后,六安党组织进一步加快武装暴动准备工作的进程。1929年8月,中央巡视员方英在六安、霍山边界豪猪岭主持召开六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六安三区独山、郝家集、西河口等农协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举行秋收起义,拉开了六霍起义的序幕。1929年11月8日,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了著名的独山暴动,接着又发动了霍山西镇、桃源河、六安古碑冲、七邻湾农民起义和徐家集民团起义等数十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组建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建立区、乡工农革命政权。1930年1月20日,六安中心县委决定把六霍起义中的三支游击队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全师共有200多人。六安中心县委在组建主力军的同时,大力加强地方群众武装的建设,在各地普遍成立赤卫队、游击队。在六安中心县委积极领导下,主力红军英勇作战,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到1930年4月,六霍起义的烽火燃遍了皖西大地,在六安、霍山、霍邱、英山、潜山、舒城相毗连的地区,初步创建了东起淠河,西接商南,南抵金家铺、水吼岭,北至白塔畈、丁家集,南北200多里,东西100多里,人口40多万的皖西革命根据地,并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安与上海的革命情缘可谓源源不断。抗日战争时期,鄂豫皖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上海人民的支持,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等抗敌团体在六安活动频繁,有力支持了六安人民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解放战争新局面,六安籍指战员参与解放大上海,如:开国将军陶勇、林维先等参与上海战役与上海解放后的反特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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