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丛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皖西日报
作者：汪玉良
新闻 时间:2022年03月08日 来源:皖西日报
汪玉良
200年前诞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思想家、哲学家,1849年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他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始于一九二六年由韦丛芜翻译、未名社初版的陀氏处女作、成名作《穷人》。以诗集《君山》的创作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地位的未名社二十一岁青年诗人韦丛芜,又早在十九岁时开译陀氏二十四岁创作的小说《穷人》,令鲁迅先生为之欣喜异常。鲁迅在为韦丛芜翻译的《穷人》出版时写的《小引》中指出,这本书是“陀氏小说创作的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为之狂喜,别林斯基曾给他公正的褒辞。”“中国的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名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回丛芜才将他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
鲁迅、韦素园、韦丛芜对《穷人》的译稿精细打磨,对《穷人》的出版严格把关:韦丛芜不仅参考了数本英译本,并将《穷人》的英文译本“引言”附在卷首,全面介绍陀氏,以方便中国读者“知人衡文”；同为翻译大家的胞兄韦素园用俄文仔细校订；再由鲁迅校订全稿且“比较了日文译本以定从违”。鲁迅在《小引》中还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穷人》)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了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鲁迅先生参考了几部外文书籍,以极简炼的文字为《穷人》的出版亲写《小引》,高度概括出陀氏创作的精髓及其价值,并称陀氏为“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正是有此“出手不凡”,《穷人》甫一问世,立刻产生巨大反响,于是一印再印,一版再版!而这样认真、切实、从小处细处做下去的态度、意志,便形成了未名社的传统,鲁迅后来有总结性的表述,参见《忆韦素园君》,此不赘引。
在翻译、出版《穷人》的历练之后,二十二岁的韦丛芜开译陀氏代表作《罪与罚》,历时四年,于1930年底译完这部陀氏五十四岁时创作的巨著,同时翻译出版了陀氏夫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为帮助读者全面了解陀氏其人。期间韦丛芜谨记鲁迅1925年的提醒:《罪与罚》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都不是啜末加咖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能完成的”,除了在1930年临难受命独力支撑未名社,则全力以赴译、校《罪与罚》。胞兄素园抱病为这本书写了两千多字的“前记”。韦素园既为“丛芜译完了这部巨著,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很爱它”,又从理论的高度全面介绍陀氏及其《罪与罚》,并借英国文学家德林瓦特语称《罪与罚》“或是一切写实派作品中的最伟大的”。鲁迅更是于欣喜中为丛芜审读《罪与罚》全稿,并为译定全书人名,更向韦丛芜郑重交待:“以后要专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最好把全集译完!”遗憾的是,韦丛芜因生计与兴趣的转移,当时没有继续翻译陀氏作品。直到15年后的1946年才重新做起。
《罪与罚》于1931年由未名社出版问世,再次引起轰动。这本书《罪与罚》于未名社初版后转开明书店、文光书店等出版,后又编入《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先后印行十余版。
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问世后长期受到读者的喜爱并产生广泛影响。唐遐龄先生曾在《安徽统一战线》1996年第2期上刊文说:“我生也晚,韦立人先生当霍邱县长的1936年,我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学生,于事一无所知。因家住颍上县的唐梁湖边,与霍邱县新店埠隔河相望,通过几位参加‘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的乡邻叙述,才知道韦立人曾是大学教授,有几部成名的译著问世,青年英俊,抱负很大……四十年代间,我开始阅读外国文学,接触最早的一部书便是韦丛芜翻译的《罪与罚》,对译者其人不了解,更不知道韦丛芜即当年的霍邱县长韦立人……五十多年后从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安徽统一战线》读到《韦丛芜先生二三事》一文,才把积存于思维里的韦丛芜、韦立人合二为一,并且,我的心一直在颤抖……”
鲁迅先生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而韦丛芜“著作生涯”断断续续长达53年,其第一“断”便是弃教从政,更名“立人”,返回家乡,启发民意,开发两湖,实践乡村建设的“理想”,虽有建树,却也处处碰壁,至于身陷囹圄……“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于1946年重归旧业,翻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的囚犯》(又名《死人之家》)等,他并在《西伯利亚囚犯》的序文中写道:“帝俄刑罚越惨,它倾覆得也越惨,这是历史的教训……”
1950年,韦丛芜参加上海市翻译工作协会,并出任文艺组负责人,稍后担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至1955年翻译出版了多部欧美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艺术最为成熟、创作生涯中最后一座里程碑式巨著《卡拉玛卓夫兄弟》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集》——“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鲁迅:《<穷人>小引》)
当此之时,韦丛芜牢记鲁迅的嘱托,雄心勃勃,矢志不渝:“希望再花三年功夫,把陀氏小说全集译完,然后专修俄语,重校一遍,完成一生中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韦丛芜:《<罪与罚>八版序言》)
当年鲁迅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鲁迅:《忆韦素园君》)而研究了一辈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韦丛芜,竟然也成了可以收在陀氏作品里的不幸的人——似乎比兄长韦素园更其不幸的人!
然而韦丛芜还是有文人精气神的,并没有被压垮。他以鲁迅的嘱托温暖着自己的心和笔,由同样受苦受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作品里人物陪伴着,继已然完成的《穷人》、《罪与罚》、《西伯利亚的囚犯》(《死人之家》)、《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之后,又完成了《永久的丈夫》、《魂灵》、《未成熟的青年》、《孤女》、《家庭的朋友》、《地下室笔记》、《白夜》、《叔叔的梦》、《诚实的贼》等数百万字的陀氏作品的翻译。韦丛芜仅据此也适足以告慰鲁迅、韦素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天之灵。
如果套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最后一段的句格,韦丛芜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我已经做(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而且,韦丛芜终其一生与陀氏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感同身受,也正如鲁迅所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到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穷人>小引》)其实是鲁迅先生,一经发现韦丛芜的目力和译笔,便立刻全力予以激励、帮助、指引并托以大任；韦素园本对陀氏情有独钟(他逝世前三十六天于垂危中致友人信还表示“我若不病,决毕生研究他”),自然倾力扶助弟弟丛芜；丛芜自然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在恩师和胞兄扶持之下,决然承担向我国读者介绍陀氏的重任。
雁过留声。韦丛芜逝世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韦丛芜译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德莱塞长篇小说《巨人》,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韦丛芜选集》,其中收编了《穷人》、《魂灵》两部陀氏小说——这在当时,应该说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韦丛芜在鲁迅长期关怀、指导、影响下,文学成就斐然。其“著作生涯”以译介陀氏作品始,以译介陀氏作品终,这在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史上也似乎并不多见。韦丛芜介绍陀氏的开山、集成作品之功,应当予以充分评价。韦丛芜译陀著的风格特色及其影响,堪比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这是有“实践检验”作证的。
时至今日,研究“未名社”的文章、著作汗牛充栋,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如过江之鲫,这是好事。但也似乎可以重新“认识”韦丛芜先生了。须知,在未名社的名山事业中,韦丛芜著、译并不逊色,仅就其翻译陀氏一系列作品而言,也都是“重量级”的成果!即便遑论其它,仅将其以热血与生命译出的陀氏作品出版问世,则在我国,也当成为一大奇观。
(图片均来源百度百科)
附:
韦丛芜(1905年3月16日～1978年12月19日),原名韦崇武,又名韦立人、韦若愚,1905年农历三月十六日生于安徽六安市叶集区。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为鲁迅组织领导的未名社成员,《莽原》半月刊撰稿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韦丛芜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君山》《冰块》等,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美国杰克·伦敦的《生命》等。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有《韦丛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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