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帮助我们的人
皖西日报
作者：徐贵祥
新闻 时间:2021年01月05日 来源:皖西日报
徐贵祥
北京没有下雪,但是严寒并没有放过我们。2021年元旦次日上午,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书房的窗前向外张望,又看到那个在寒风中独自散步的先生,他的手里夹着一支烟,走几步才停下来吸两口。心中一热,赶紧跑下楼,追上先生,陪他散步,陪他聊天。前年冬天,去年冬天,也有这样的一幕。
先生名叫韩瑞亭,每次见到他,我都要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我一帮再帮的人——我从来没有给他们拜过年、没有给他们送过礼、没有请他们吃过饭,可是到了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还是施以援手。这让我感到惭愧,也有些不安。
话题要从三十年前说起,其时我即将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时任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的韩瑞亭同志到军艺考察干部,文学系的老师黄献国向韩副社长推荐了我。当时我已回原部队实习,黄老师一个电话把我召回北京。
韩副社长跟我谈话,讲到我的作品,并没有很欣赏的意思,只说看得出来我很用功。然后又说,我当过基层主官,两次上前线,经历丰富,吃过苦,有潜力。谈过话后,我被分到编辑部帮忙,算是借调干部。我琢磨韩副社长可能认为我不太适合搞创作,而比较适合当文学编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社主要领导比较看重我的基层经历和参战经历,有把我培养成管理干部的意图,只不过当时没有正式办理调动手续,我只能借调在编辑部“帮助工作”,实际上就是“带薪北漂”。恰恰是那段借调生活,给了我很大锻炼,并且为此后不断遇到“贵人”搭建了平台。
很快,第二个使劲帮助我的人出现了。
在担任“借调干部”期间,我发愤图强,屡败屡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弹道无痕》。经由同样“带薪北漂”的漂友、济南军区总医院干部梁丰同志引荐,这篇小说引起了《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陶泰忠的重视,他有点纳闷地对梁丰说,这个徐贵祥过去没听说过啊,你问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梁丰把这话转达给我,自然大喜,因为我从军并写作十三年来,还没有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一篇作品,作为一名军艺文学系的学员,这是很让人尴尬的。
后来的情况是,我的短篇小说《一段名言》拿给陶主编不久,就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作为头题发表,几个月后,《弹道无痕》又在该杂志头题发表。这一下,好像就打开了局面。1995年初春,我被告知,中国作家协会属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为了扶持青年作家,出资为没有出过书的青年作者——当时年龄限制在四十五岁以下,现已改为三十五岁以下——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集,我的《弹道无痕》等小说,被选入“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卷小说序列,即将作为小说集出版。
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那一届军艺文学系学员,很多人在入校之前或入校不久就闪闪发光了,而我是野战军基层来的土包子,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受过系统的创作训练,写作主要靠经历和经验,哪怕在一个知名度很低的刊物上发表,也会窃喜。出书的事,我想过,但是认为很遥远,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无巧不成书,韩瑞亭副社长和陶泰忠主编都是“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委,而且陶主编彼时已经转业,就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工作。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没有他们的抬举,我不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
韩瑞亭在《弹道无痕》的编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粗犷豪壮,雄健洒脱,带着金戈铁马的阳刚之气,是作者写军旅生活的明显特点。他表现军营和军营生活,往往取正面强攻这类难点较大的角度,却仍然能将单调谨严的军营生活写得情趣盎然,神采飞扬……”此后二十多年,我写过十几个长篇小说,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不断出现“正面强攻”的看法。不知是我个人本来就积蓄了“正面强攻”的力量,还是文学评论家韩瑞亭的断言唤醒了我“正面强攻”的创作自觉,这四个字,已然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主要路径和姿态。
1995年春末夏初,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北京地安门西大街67号文采阁内,举办了“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新闻发布会。我们十几个青年作者春风满面,踌躇满志,轮番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好像我们这些人真的要在二十一世纪照亮中国文学的天空。很多细节我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好像是会后饭前,丛书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张锲把我们几个人叫到办公室,跟大家讲,要珍惜“二十一世纪之星”的荣誉,要亮就亮出斤两。
成为一颗星星,让我更加自信了,随后我进入创作的旺盛期、喷发期,将近十年内,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业余写了《仰角》《历史的天空》等长篇小说。前不久得知,中华文学基金会编辑出版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培育的文学新人,迄今已有29人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奖；还有几十颗“星”,在各级文联或作协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这些同志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中国文坛上。这个事实表明,张锲同志那句“要亮就亮出斤两”的愿望,一定意义上已经实现了——此为后话。
2004年11月,张锲同志带领几个作家到大别山区送书——“育才工程”,中华文学基金会品牌公益项目之一,我也有幸随行。就是那一次,我得知《历史的天空》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辗转路上,我很想向张锲同志打探一下消息,但是最终我没问,他也没说。事实上,那时候我对获得茅盾文学奖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活动结束后顺便回老家一趟,在祖坟前哭了一场。为什么哭,是祈求祖宗保佑我获奖,还是觉得入围已经很光荣了,算得上祖坟冒烟了,可以到此为止了,我说不清楚,估计是后者居多。
2020年,我离开了军队文艺教育的工作岗位,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回忆往事,特别是回忆那些帮助过我,并且不求回报、一再帮助我的人。近半年几次路过文采阁,每次都会产生很多联想,每次都会产生一丝愧疚,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给过他们什么?我想到文采阁张锲同志的办公室看看,我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可是我找不到他了,张锲同志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回报,也不是很准确。有几件小事,也算是我对他们回报的一种方式。一件是汶川地震之后,我悲愤交加,头脑一热,在一次大会上宣布,灾后重建,重在人才,人才成长,重在教育,为了尽快实现灾后重建,我个人捐款二十万元人民币——我当时并不富裕,至今仍然,这笔钱的主要部分是借的。受到这笔捐款扶持的青年,已经成才,很多人回到家乡工作,他们又在帮助别人。我的书柜里保存着他们的几十封书信。
还有一件事,在上述捐款之外,我和作家裘山山共同资助的一名女生,已经成长为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回过头来做了很多善事,譬如资助孤寡先生、扶持失学儿童等等。
第三件事是,从2007年开始,我当年的老师黄献国屡次推荐我回母校工作,2012年年底我终于回到军艺,一干就是八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演系主任,我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那些学生,又在辽阔的原野上培养新的文艺骨干。
或许,我们代代薪火相传,把爱心传递下去,把帮助进行到底,正是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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