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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糖瓜
皖西日报
作者：
新闻 时间:2026年03月19日 来源:皖西日报
王永青
冬日暖阳，我和老伴领着外孙来到家门口的海心沙广场修葺一新的小吃广场，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汇聚于此,令人眼花缭乱：长沙臭干子、沙县米线、武汉鸭脖子……当走到靠近公园一旁的拐角处，忽听一阵“叮当，叮叮当”的声音传来，一圈人围着一位头戴鸭舌帽、背微驼，坐在褪色小马扎上的老人，左手按着一把细长的铁铲，右手握着一柄小锤。面前的木架上，躺着一块泛着琥珀光泽的东西——硬，亮，表面撒着薄薄的白粉，像是抹上了一层蜂蜜，在太阳光下，折射出微黄的色泽。
“哇”，这不是糖瓜吗？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啊！小外孙好像也被这“叮当”声所吸引，连忙拽着我的衣角：“姥爷，这是什么，我要！”小孩子也许不懂，在当今物质生活富裕，各种食品丰盈的年代，这种真正小时候的“味道”，他们没有品尝过。可对于我们这些六零、七零的人来说，这就是小时候可遇不可求的人间美味。
“糖瓜”。我愣在那里，鼻腔先于意识捕捉到那股气息——微焦的麦芽香，甜得克制，甜得陈旧，甜得让人眼眶发酸。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五十年前的另一个冬天。大约在1975年左右，我刚上小学，每天都怯生生地跟着村子里大我五岁的堂哥到离家约一华里外的兴隆小学(现今的罗集乡中心学校)上课，每次一到学校门口就被几个货郎担吸引着，他们的货挑上五颜六色的橡皮筋、花炮吸引着我们这群没有控制能力的小孩。最让我走不动路的，还是那位卖糖瓜的老人，他的货郎担一头是玻璃罩子，里面码着一盘盘炒米糖、芝麻糖，还有圆盘状的糖瓜(麦芽糖熬制的糖稀状食物)，倒在撒了炒粉的木板上，自然摊开成完美的圆形，硬如磐石的糖瓜透着焦黄色、散发出诱人麦芽香。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看着，咽着口水，饱饱眼福。
但是，偶尔也会有奇迹。
记得我八岁那年腊月二十三，家里祭灶。母亲破例给了我两分钱：“去买块糖瓜，灶王爷吃了嘴甜，上天言好事。”我攥着那枚被手心焐热的硬币，飞跑到校门口。可早已放了寒假的校门口空无一人，我沮丧着找不到卖糖瓜的老人，顿时眼眶噙满眼泪。这时，刚好遇到堂哥从校门前经过，他了解情况后，便领着我来到离校不远的街上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原来，卖糖瓜的老人就住在这里。
老人接过钱，用小锤和铁铲，从大糖瓜边缘撬下一角。那动作和眼前这位老人一模一样——谨慎，专注，仿佛在完成某种仪式。糖块落在粗糙的草纸里，我捧着，眼巴巴地看着又不敢吃，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没有控制住，去舔舔表面的炒粉，淡淡的焦香；再用门牙轻轻地刮蹭一点糖，瞬间在舌尖化开，甜味缓慢地、固执地弥漫整个口腔。
那种“甜”是贫瘠岁月里的一点光，照亮一整个寒冷的童年。
“姥爷，我要！”外孙的声音把我的回味拉了回来。
老人抬起头，鸭舌帽下是张布满皱纹的脸，眼睛却清亮。他看看我，又看看孩子，嘴角弯了弯：“小朋友，没见过这个吧？”
他敲下一小块，用纸托着递过来。外孙好奇地接过去，舔了舔，皱起小眉头：“好硬呀。”
老伴笑了：“含在嘴里，慢慢化。”
外孙照做了，几秒钟后眼睛亮起来：“甜，好甜呦！和家里的巧克力味道不一样！”
是不一样。现在的糖果甜得直接、甜得霸道，各种香精色素添加调出的味道，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糖瓜的甜是含蓄的、有层次的——先是炒粉的焦香，然后是麦芽糖特有的醇厚，最后喉间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回甘。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你静静地等待甜味一层层展开。
就像那个需要等待的童年。
“老师傅，现在做这个的不多了吧？”我问。
他停下手里的活计，用毛巾擦擦手：“少了！费时费力，赚不到钱，没人愿意去做了。”他浓重的乡音，让我想起兴隆小学门口的那位老人。
“您是本地人吗？”
“从乡下来的，儿子住在这边附近小区，接我来过年。”他顿了顿，“闲不住，就从乡下挑点手艺活带出来转转。”
乡下，兴隆小学。我忽然有个荒唐的念头：“您……知道罗集乡吗？”
老人眼睛眯起来，打量着我：“罗集？我就是罗集人啊。以前我的父亲就在家门口摆过摊，卖了几十年的糖瓜。”
世界突然安静了。身边来往的行人和买卖的嘈杂声和外孙吃糖的啧啧声，全都退到很远的地方。我盯着老人的脸，试图从那些深刻的皱纹里，辨认出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某个轮廓。仿佛这位老人就是五十年前的腊月二十三，我从他手里买过糖瓜的老人。
我不由自主地接过老人的话：“我也是罗集人，小时候最想吃糖瓜了，可因为那时家里穷，根本就没有钱去买。”老人怔住了，他放下锤子，仔细端详我：“那年头，买糖瓜的孩子不多……”
说着话，老人从担子下拿出一个布包，小心打开。里面是几块完整的糖瓜，用油纸包着，系着红绳。“这是今年做的最后几块了。人老了，熬不动糖了。”他拿起一块，用红纸重新包好，递给我：“给你孙子。”
我连忙掏钱，他摆摆手：“不要钱。碰上了，是缘分。”
外孙拿着糖瓜，开心得手舞足蹈。我望着那个红纸包，感觉它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段完整的童年。
夕阳西斜，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老人开始收拾担子，把工具一样样放好。我帮他扶起马扎，他忽然说：“知道为什么叫‘糖瓜’吗？”
我摇头。
“因为祭灶。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述职，人们用糖瓜粘住他的嘴，让他只说甜话、好话，不说坏话。”他笑了笑，“其实啊，是老百姓想让生活甜一点，哪怕只是粘在嘴上的一点甜。”
我们目送他离开。一副不太重的担子依然压着他佝偻的背，叮当声随着脚步渐渐远去，最终融进城市的喧嚣。
外孙拉拉我的手：“姥爷，这个糖瓜真好吃。明天还能吃到吗？”
我蹲下来，擦掉他嘴边的糖屑：“也许能，也许不能。有些东西，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
“为什么？”
“因为好东西需要等待。”我轻声说，“就像种麦子，要撒下种子，等它发芽、抽穗、成熟；就像熬糖，要等它从粮食变成甜蜜；就像我们，要等很多年，才能在某个下午，重新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孩子似懂非懂，只是小心地舔着糖瓜，让它在舌尖慢慢化开。
现在的孩子不缺糖，他们缺的是等待一颗糖化开的时间，缺的是得到一块糖需要跨越的千山万水。我们的童年是被“稀缺”定义的，他们的童年是被“丰盈”定义的。但或许，真正定义童年的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如何拥有——那种经过漫长等待后，终于获得的、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徐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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