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水之殇”到“大河安澜”
——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背后的人民情怀
皖西日报
作者：程先畏
新闻 时间:2025年05月22日 来源:皖西日报
近期,因工作需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连续三次来到佛子岭水库文化馆参观学习。
佛子岭水库文化馆是在原佛子岭水库纪念馆的基础上于2023年9月底建成并对外开放的。文化馆内设多个功能区,布展面积800余平方米,通过图片、实物和多媒体展示,详细介绍了佛子岭水库的建设历史、文化背景和重要事件,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在我国乃至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
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展区“英明决策”四个金黄大字,这里主要介绍的是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历史背景。尽管已经来了三次,在毛泽东主席关于治淮工作“四次批示”的橱窗前,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透过眼前这一份份陈旧发黄的电文,一行行刚劲有力的“毛体”,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四次批示”背后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自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夺淮后,700余年间淮河河道淤塞、灾害频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已发展为“每百年发生水灾94次”之多的孕灾重地。1931年特大洪灾使皖北沦为“乞丐之地”,1938年国民党“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将淮河流域推向灾难的深渊,直至出现“越治越糟”的困局,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旧社会制度性缺陷的必然结果。
1950年夏天,一场特大暴雨再一次袭击了淮河中上游地区,雨水汇聚成滚滚洪流,摧毁房屋,淹没农田,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虽然淮河流域自古多灾,但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水利工程长期失修,又遇连年战乱,这一次的灾情,无论在地域还是严重程度上,都十分惊人。
河南告急!苏北告急!皖北告急!面对重大灾情,心系淮河治理,毛泽东64天作出4次批示,水利部连开19天治淮工作会议……
7月20日,一封来自华东防汛指挥部的紧急电报——《皖豫水灾情况报告》上,一串刺痛人心的数字,让毛泽东眉头紧锁:正阳关以上右岸已全部漫决,正阳街上水深数尺,阜阳区全淹600万亩,宿县区淹500多万亩,滁县区淹30万亩,蚌埠淹10万亩……毛主席当即将电文批转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批示中首次将“临时救灾”与“系统根治”相结合,首次将治淮工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面对这场波及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和生产生活的大灾,收到批示的周恩来心急如焚,立即调拨3000万斤粮食救灾,并增派车运班次疏散灾民。总理一面亲自协调部署救灾工作,一面着手筹备根治淮河的方案计划。
然而,灾情还在持续升级。8月1日,《皖北灾情报告及救生工作意见》再次送到主席案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字句,毛主席下定决心,不能让大灾重演!他在“489”这组数字旁特意做了标注。
8月5日,距第一次批示刚刚过去16天,毛泽东提笔作出了第二次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必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此次批示将治淮计划的时间节点进一步明确化,治淮工作的极端急迫性跃然纸上。
“河南排,苏北堵,中间的皖北最受苦。”这句流传在淮河流域百姓口中的顺口溜,或可概括当时淮河水患的复杂局面。河南、皖北在上中游,希望将水引向下游,而位于下游的苏北,却指望中上游两省蓄水抗洪。如果要根治淮河,除皖北地区外,豫南、苏北计划好的农业生产、土地改革都会受到影响,而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面临着经济的恢复和方方面面的繁重工作。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了两次政务会议进行协调。虽然需要权衡的问题极为复杂,但因为淮河水灾严重影响着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了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周总理的意见十分坚定:“水灾非治不可,如果不洪就旱,那就是土改了也没有用。”
8月31日,为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毛主席又作出了第三次批示:“此电第三项有关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这句话彻底打破了地域藩篱,河南固始、安徽阜阳、江苏淮阴三地民工第一次在统一号令下集结。是年深秋,180万治淮大军手持原始工具开赴工地,其动员速度之快令前苏联土壤和水利专家柯夫达惊叹不已:“这需要怎样的政治凝聚力?”
从8月25日到9月12日,连续19天,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并指导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最终作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案。在随后召开的政务会上,周总理特别强调:“这次治淮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并且还应又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
9月21日,为推进治淮工作,毛主席在《淮北灾民的情况及调配粮食的意见》上再次作出批示(第四次):“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三个“早日”如重槌击鼓,催生了新中国首个大江大河全流域治理工程。次年1月,佛子岭水库在皖西山坳破土动工,这座当时亚洲第一的连拱坝,正是四次批示催生的“头胎儿子”——工人们用竹筐运送混凝土,却在苏联专家断言“不可能”的异样目光中,仅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便筑起了这座水上长城——“世界第一高坝”。
1954年7月,一场特大洪水正考验着这座新生的水坝。当淮河干流出现历史最高水位时,佛子岭水库硬生生将每秒6430立方米的洪峰削减至2300立方米。下游正阳关的百姓看见洪水在闸门前低头东去,自发在堤岸焚香跪拜,把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称为“新禹王庙”。
如今,站在水库观景台眺望,70多米高的连拱大坝依然气势恢宏,20个拱肋如同巨人的肋骨,守护着下游2000万亩良田。坝体镶嵌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朱红大字,历经70余年风雨洗礼,依旧鲜艳如初。那些消逝在岁月里的扁担号子,那些凝固在混凝土中的鲜血汗水,那些镌刻在“四次批示”里的赤子之心,早已化作滋养淮河两岸人民的精神沃土。
纵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四次治淮批示,时间跨度仅64天,密度实属罕见。批示内容明确具体,从“应急救灾”到“系统治理”,奠定了治淮工程的总基调；语言逐次强化,由“考虑根治”到“限日完成”,再到“三个早日”,凸显出决策层面的紧迫感；批示直接推动形成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淮河流域上演了一场震撼人类的山河再造。至1957年,全流域建成佛子岭、梅山等9座大型水库,疏浚河道达1700公里。这不仅扭转了淮河“700年不治”的历史困局,开创了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水模式,更彰显了人民领袖和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改革的春风吹拂淮河两岸,共产党人一代接一代地续写着光辉的治水史诗。1960年,邓小平在淮河流域视察时,攥着群众的手动情地说:“淮河不治好,老百姓的日子就翻不了身!”一句疾呼,道尽了治水安澜的紧迫,更烙下了人民领袖心系苍生的赤子情怀。1991年,江淮特大洪灾后,江泽民冒雨查看蒙洼蓄洪区,在庄台泥泞小路上叮嘱:“蓄洪库群众的牺牲奉献,要用制度补偿来回报。”这番谈话催生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的出台,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动员升华为法治保障。2007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域性大洪水。2008年初,胡锦涛视察安徽时,特意来到王家坝镇李郢村村民郑继超家里,听说各种补贴已全部发放到户,他十分高兴地说:“看过以后,我心里踏实了。”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阜南蒙洼蓄洪区的西田坡庄台,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十分牵挂灾区群众,这次专程来看望乡亲们。”19日,合肥巢湖大堤之上,他在看望慰问奋战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的同志们时说:“今天是专程来看望大家。”20日,总书记还在合肥专门听取了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两次“专程”看望,一个专题会议,表达的是总书记对防汛救灾一线的深深牵挂。
从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掀起的治淮壮举,到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美丽中国,淮河——这条流淌着文明记忆的大河,始终见证着共产党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思想扎根淮河两岸,古老的治水智慧获得了新的生命。蚌埠龙子湖的生态修复工程中,设计师巧妙利用海绵城市技术,让市民公园兼具防洪调蓄功能；徐州贾汪区的采煤塌陷地,蝶变成国家湿地公园……这些新时代的“民心工程”,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画卷。
当晨雾散去,淮河上泛起金色波光,河岸防洪林中传来布谷声声,仿佛在传唱着一首永不老去的长歌。歌声里,有历史深处的夯歌号子,有改革春潮的机器轰鸣,更有新时代的生态交响,它们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壮丽诗篇。
当南水北调的清流穿越淮河,我们仿佛看见“四次批示”如同四颗恒星,永远照耀着共产党人的精神星空——那里闪耀着“人民至上”的不灭光芒,奔涌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磅礴力量,更传承着中华文明“以水为师”的永恒智慧。
当乡村振兴的稻浪涌向天际,我们仿佛听见了从“淮水之殇”到“大河安澜”的回响——那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那是中华五千年治水文明在新时代的璀璨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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