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皖西带来光明的蒋光慈
皖西日报
作者：徐航
新闻 时间:2025年05月01日 来源:皖西日报
徐航
蒋光慈(1901-1931),又名蒋儒恒、蒋光赤等,祖籍安徽六安莲花庵(今属六安市裕安区),出生于安徽霍邱白塔畈(今属六安市金寨县)。
蒋光慈,1910年9岁那年,离开白塔畈当地塾师朱丹开设的学馆,到河南省固始县陈淋子镇南侧钟集子(今已无集)的志成小学读书,在此,他很快便与进步教师詹谷堂相熟相知。他不仅佩服詹谷堂学识渊博,素养高深,更佩服他倡导民主自由,解除思想禁锢,彻底砸碎封建桎梏的主张。学校以詹谷堂为中心,很快形成了一批进步骨干。詹谷堂经常借一些进步书刊给蒋光慈阅读,教导他要做一个品行高洁、堂堂正正的人。蒋光慈进步很快。不久,他便领着同学怒砸了太平天国叛将李昭寿儿子、固始“八保练总”、平时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李荫堂的坐轿,闹起了一场大风波。
1916年暑期,蒋光慈离开志成小学,考取位于固始县城的固始县立中学读书。这个学校封建氛围浓厚。刚从学风活泼、民主思潮涌动的志成小学走出来的蒋光慈,颇有一种压抑之感。尤其使他不能忍受的是,校长刘春阶对贫富学生相待亲疏的悬殊。他强忍心头的怒火,但到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便和几位主持正义的同学,打了校长刘春阶。
学生打校长,这还了得!蒋光慈被视为“大逆不道”,当即被学校开除。蒋光慈回到白塔畈,心情忧郁愤怒。他有时帮母亲做点家务,因家里乡下有些田,还到乡下放过牛,有时跑到白塔河边柳林深处,看一些写游侠活动的所谓“闲书”。一天,父亲蒋从甫看着人高马大、无所事事的蒋光慈,突然大动肝火,把他打了一顿,并狠责蒋光慈不该在外抖“横毛”惹下被开除学籍的大祸。蒋光慈任凭父亲责罚,但他心中不服,口气也很硬,辩白自己没有错。他问父亲:“张三是学生,李四也是学生,只因他们家庭贫富不同,他校长凭什么就狗眼看人?”蒋从甫一时回答不出,气得直跺脚。
1917年夏,蒋光慈经白塔畈同乡、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李宗邺的直接推荐,到省立第五中学读书。
省立第五中学坐落在芜湖的赭山上。它的前身是清朝末年的皖江中学；历任教员有章士钊、陈独秀、柏烈武、苏曼殊等人。他们一面教学,一面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进行革命宣传。他们的风流余韵影响很深。
蒋光慈在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时,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极深,这就是刘希平(1873-1924)和高语罕(1888-1948)。刘希平是六安县施家桥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是新文化运动中安徽省教育界的先驱之一。高语罕是寿县正阳关人,中共早期的党员。蒋光慈和刘希平、高语罕,虽然分居安徽霍邱、六安、寿县三县,但均属皖西,乡音、乡情、乡亲,加之师生之谊和志同道合,使他们更容易亲近。两位走在时代前列的老师,对蒋光慈可谓百般呵护和指点,经常向他灌输进步思想,使蒋光慈进步很快。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蒋光慈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此年的5月7日,芜湖各校代表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开展爱国运动。蒋光慈以五中学生会副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通过了蒋光慈参与起草的《芜湖学生联合会宣言》。会后,蒋光慈积极参加组织罢市、抵制日货的活动,并提议编发一种《鸡毛报》,警告一些不法商人。同时,蒋光慈还被芜湖《皖江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在该报及其《皖江新潮》上,发表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新诗。1920年春,蒋光慈更是提高了一步,他作为芜湖各界联合会和芜湖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专程去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和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的有关活动。
1920年7、8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团,派小组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于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的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团组织在上海积极开拓局面。为了培养选拔优秀青年去苏俄学习,培养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团组织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于团中央机关所在地,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
皖西霍邱县的蒋光慈、韦素园,由于在安徽芜湖、安庆的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两人均被招进外国语学社学习。先后来这里学习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吴葆萼、许之桢、彭湃、罗亦农、李启汉、马念一等20余人。
1921年5月初,蒋光慈、韦素园、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一行,由上海出发,转道日本长崎,踏上苏俄土地,先后行程7000公里,于7月9日到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
1922年12月7日,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来到东方大学,主持召开共产党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刘少奇、罗亦农、李人俊四人。经陈独秀提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八位同志入党。其中: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三人是“转为正式党员”；华林是由联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蒋光慈、鲍朴、谢文锦、许之桢四人,是新加入的候补党员。这样,东方大学就有12名中共党员了。
蒋光慈从少年时代起,就疾恶如仇,向往自由,追求解放。通过“五四”运动时代大潮的严峻洗礼,他更懂得祖国和人民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作为一个正直的有为青年,应该为真理、正义献身,应该奋不顾身地拯救危难的祖国,拯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而到了苏俄之后,他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目睹了农民、工人、士兵等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这使他的心灵受到巨大的冲击。他赤诚地希望在中国也爆发一场像十月革命一样翻天覆地的革命,而这种革命必须由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刚过21岁的蒋光慈,真心诚意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他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下,奋进,搏击,胜不骄,败不馁,无怨无悔,直至生命的终结。
1924年6月25日,蒋光慈与萧子璋、华林、尹宽、萧劲光等一行10人,作为留苏归国的第一批同志,由莫斯科启程,由海参崴乘船先到威海卫,然后回到上海。接着,蒋光慈于7月中旬回到霍邱故乡的白塔畈。
此时,皖豫交界处的固始县志成小学,以进步教师詹谷堂为核心,逐渐在师生中形成了一批进步骨干。1921年,由詹谷堂倡议,志成小学成立了读书会,除进步教师参加外,还吸收一些年龄较大、思想进步的学生参加。詹谷堂被推荐为读书会的负责人。他不仅收集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而且还得到一些马列著作的传抄本。同时,他所教的国文课,已由过去单纯的个人理想的传布,变为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新文化思想揉合起来向学生宣传；他能诗善画,其革命性也更加鲜明。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读书会逐渐发展到百余人。他们的活动形式,也由过去的口头宣传、秘密酝酿而变为公开的行动；活动的范围,也由学校内部逐渐转向周围社会。学校附近的安徽叶家集、河南陈淋子,都是比较大的集镇。每逢节假日或庙会期,他们都组织学生集会演说,游行示威。读书会逐渐成了建团建党的基础。就在这犹如大旱之盼云霓的情势下,1924年7月中下旬,蒋光慈来到志成小学,他以革命的火种,点燃了以读书会为核心的这堆蓄势待发的干柴,发展了自己的老师詹谷堂为中共党员。于是,中国共产党在皖西、豫东的地方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并乘风就势,燃起冲天的革命火焰。
蒋光慈,我们从全国的角度以至世界的角度看待他,他是一位刻苦勤奋、贡献卓著的作家,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蒋光慈自1925年出版诗集《新梦》之后,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又出版了两部诗集,《哀中国》(1927)、《乡情集》(1930)(其中《新梦》和《哀中国》的合编《战鼓集》曾于1930年出版；《乡情集》内的长诗《写给母亲》,1928年曾以《哭诉》为题出版过单行本)；又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和8部中、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1926)、《短裤党》(1927)、《野祭》(1927)、《菊芬》(1928)、《最后的微笑》(1928)、《丽莎的哀怨》(1929)、《冲出云围月亮》(1930)和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1930年写成,1932年出版时改题为《田野的风》)；出版了两部散文类作品《纪念碑》(1927)、《异邦与故国》(1930)；一部文论《俄罗斯文学》(上卷,1927)；三部译著《冬天的春笑》(1929)、《爱的分野》(1929)和《一周间》(1930)；此外,还有一大批未收入文集的小说、散文、杂文、文论和译著。
方銘、马德俊两位同志主编的《蒋光慈全集》(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几乎收录了蒋光慈的所有作品和译著,全集近160万字。
在写作、译著的同时,蒋光慈还组织领导了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太阳社,主编过“太阳小丛书”、“拓荒丛书”和“中国新兴文艺丛书”等三种丛书,出版了钱杏邨、杨邨人、王艺钟、卢森堡(任钧)、冯宪章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译作；还有鲁迅、柔石、白莽(殷夫)、冯铿等革命作家作品的合集。他先后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和《拓荒者》等杂志,更是为发表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译著、培养青年作家、推介文学新人,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蒋光慈才华横溢,善于探索,勇于创新,始终领导着上一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潮流。1924年11月,他和沈泽民等人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社团“春雷社”,并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出版了无产阶级文学第一个周刊性的“觉悟·文学专号”。1925年他出版了诗集《新梦》,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大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是中国新文学史中第一部献给十月革命的歌集。蒋光慈1926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小说”的发轫之作。1927年出版的《短裤党》,几乎是同步地表现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小说,同时也是中国“报告小说”最早的范例。他1927年至1928年出版的《野祭》、《菊芬》,又被认为是“革命与恋爱”小说的“始作俑”之作。这类小说将“五四”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主题转换了新的阐释方向,革命取代恋爱成为唯一的能指,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蒋光慈于1930年开始发表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又是最早地纠正“革命与恋爱”小说的某些流弊之作；同时,这部小说就选择农民运动的重大题材,就表现土地革命和农民武装斗争的重要主题,就真实可信地塑造农民运动领袖等等方面来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是第一部。蒋光慈在翻译苏俄文学作品上,也有不凡的表现；他还是中国翻译斯大林著作的第一人。
蒋光慈在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历程中,创造了这么多的“第一”和这么多的“先导”、“先声”之作,令人深深感佩。他从社会的底层走出,站在时代的高巅,洞察社会的走向,了解人民的需求,加之他天资聪颖,刻苦努力,留学过苏联,旅居过日本,精通俄语,熟悉英语,将世界文化精粹揽于胸怀,所以能在30年的生命历程中,绽放出灿烂的生命之花。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当时青年奉为“圣经”。以胡耀邦、陶铸为代表的数万青年,都是在读了蒋光慈的小说之后,才毅然踏上革命的征程。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在其回忆录中也深情地指出:“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给皖西人民带来光明的无产阶级作家蒋光慈,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纪念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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