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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岭大学”的灯光

皖西日报 新闻    时间:2024年11月28日    来源:皖西日报



  “佛子岭大学”学员的学习成果汇编
  1954年4月15日《文汇报》刊发通讯《佛子岭大学的优等生》及相关摄影图片
  1952年12月26日《安徽日报》刊发新华社通讯稿《“佛子岭大学”》
  佛子岭水库建设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佛子岭大学”学员在工程现场研究设备安装
  “佛子岭大学”老师和学员为浇筑连拱坝混凝土而设计的圆拱钢模壳
  “佛子岭大学”老师和学员正在研究设计坝基图样
  佛子岭水库建设指挥部指挥汪胡祯撰写的回忆文章《“佛子岭大学”》
  谢明

  1954年10月,“新中国第一高坝”——佛子岭水库,卓尔不群,横空出世,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仅用880天建成的。国际同行瞠目结舌,国内民众欢呼雀跃。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地跨鄂豫皖苏鲁五省,流域面积约为27万平方千米。这条河流,自形成之日,就给流域造成无尽的伤害。
  从公元前600年前,到新中国建立,一些有识之士,为除淮河水患频繁,曾作过无数次的努力和尝试,终究还是“十年九灾”,两岸的百姓国破家亡,万民涂炭。
  发源于霍山县境内的东淠河,是淠河主源流,系淮河一级支流,与干流的境况,如出一辙,洪水猛兽时常侵扰,四野萧条,民生多艰。
  我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拓荒者蒋光慈,少年时代,生活在淮河岸边。目睹了淮河暴戾恣睢,泛滥成灾,民众无助、无望和煎熬的眼神,挥之不去,提笔写下七绝《吟淠河》:
  滔滔洪水害如何?
  商旅相望怕渡过。
  澎湃有声千尺浪,
  渔舟遁影少闻歌。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用他有力的大手,在一穷二白、一贫如洗的土地上,拨动了中国前进的车轮,启动了追赶世界的脚步。这个历史性的起步,是从毛泽东主席领导治水开始的。
  1950年7月,淮河这条恶水,肆虐而来。一封封告急报告呈送到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这位叱咤风云,身经百战,从未向困难低头的新中国领袖,边读电报边在“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两句下,划上了重重的红线。身边工作人员发现,此时主席已经泪流满面!
  随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治淮全国动员令。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体现了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也传递出新中国在水利建设、防灾减灾和国家治理方面的决心和意志。
  从中央到地方,迅速行动,认真落实治理淮河的各项指示。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0年10月,《治淮方略》编制完成并获批准,在淠河上游建设佛子岭水库列于其中。今天的佛子岭水库,列名正式文件,自此开始。
  1951年10月10日,佛子岭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任命汪胡桢为指挥。这位在美国学成后,婉谢导师和有关机构的挽留和邀请,毅然回国的水利专家,接受任命后,废寝忘食,夙夜在公,全力投入佛子岭水库的建设之中,在其《佛子岭水库计划书》,推荐坝型为连拱坝。那时世界上连拱坝出世不久,仅美国及非洲法属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各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听说新中国要建连拱坝,苏联“老大哥”对此嗤之以鼻,随之,各方反对意见接踵而至,淮委及华东水利部的技术人员,不敢发表意见,领导也不敢表态。对此,淮委邀请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熙、黄万里、张光斗等16名,水利、水力发电、建筑、地质等领域国内顶级专家,1951年11月12日云集到佛子岭工地一所草屋里,召开了三天的专家会议,对水库坝址、坝型等方面问题,进行全方位科学研究、评估。经过论证,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得出结论性意见:连拱坝在好、快、省方面占有突出的优势,决定采用连拱坝为佛子岭水库的坝式。此方案很快获水利部、国家计委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
  按照水库坝高的分类:30米以下的称低坝,30~70米的称中坝,70米以上的称高坝。根据前期勘测设计初步方案,确定佛子岭水库坝顶海拔高度为130米,及防洪和兴利库容,建成坝高74.9米。建设如此巨型的水库大坝,面对经济脆弱,人力、物资,尤其是技术力量匮乏的新中国,困难可想而知,难度不言而喻。
  
“我们‘大学’的灯光彻夜难灭”
  1952年1月9日,佛子岭水库工程正式动工。这是开国之初,大江大河治理标志性开山之作,国家关注,全国人民期待。
  新中国在佛子岭要建设的混凝土连拱坝,属于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水利技术,亚洲没有先例。参加建设的各方人员,除了指挥汪胡桢,其他人不但没有做过,连见都没见过。 
  更困难的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全面制裁,物资禁运,信息阻隔,技术封锁,交流阻断,无法获取建设所需信息、物资和技术资料。“没有困难,要我们新中国的建设者干什么?”参加建设的各路人马,憋着一股劲,砥砺前行,向壁韬厉。
  建设者们清楚地明白,我们不懂不会的东西太多,只有在干中学,学中干,才能弥补自己的短板。指挥部技术室和工务处的同志,发现参与建设的干部、工人,学习如饥似渴,除了在工地,就是学习、查找资料、数据,没有休假日期,没有八小时内外的区别。同时他们发现,工作中,从未遇到的新问题、新难题不少,这些不解决,会影响工期和工程质量。另一方面,参加水库建设者们,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行政干部、工人、军工,有特别旺盛的求知欲和工作上的闯劲,每每遇到问题,或者不懂的知识,就详细梳理,利用书籍、资料帮助解决,他们不耻下问,向老师、同事求教,在特定领域找专家或者老师傅,寻求帮助,在实践操作中,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这样的方式,往往都是“临时抱佛脚”,效率又低。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因势利导,组织起学习班,每晚利用指挥部会议室,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上课,讨论交流。
  指挥部领导率先垂范,带头学习。政治委员张云峰过去长期做行政工作,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作,他学习水利建设的书籍,还经常到课堂参加学习。他说:“毛主席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参加这个工程,我算是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了。”副指挥兼工程处长吴溢是两鬓白发的老工程师,他对参加学习的同志说:“同志们,参加这个工程,这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把工地作为‘大学’,在这个‘大学’中加紧学习,提高自己。”
  从此,“佛子岭大学”的昵称,应运而生。他们还“任命”指挥汪胡桢为校长,戴祁为教务长。  
  夜晚,会议室的灯亮了。开课时,他们在墙上挂上黑板,每位学员带来小板凳,膝上铺一块木板以利记笔记,采取了边工作、边学习及技术知识互相交流的方法,使大家得益很大。
  如何解决“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问题?教务长戴祁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各人带到工地的技术书籍收集起来,编号入册,放在技术室的一个木柜里,成立了“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大家发扬大公无私、乐于助人的精神,纷纷拿出自己的“宝贝”,送到“图书馆”,供大家分享。汪胡桢“校长”蓄书最多,资料也最多,很多是解放前在美国留学及国内同行间,搜集、收藏的,其中有他参加美国佐治亚州摩根水电站大坝设计与施工的图纸、资料;美国田纳西流域总署所建各水库的完工报告;美国垦务局专题论文(内有巴特雷脱连拱坝的设计报告);阿尔及利亚连拱坝照片及法文说明书,还有《灌浆技术》(法文);丹尼尔米特教授著的《水力发电学》;汪胡桢主编的《中国工程师手册》等等,都贡献出来。这些资料,成为大家争相借阅的热门书,对于佛子岭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起到极大的作用。
  每次开课,事前由教务长和教师商定,准备教材,油印讲义,并把讲授日期、内容用海报公布。届时,大家自由来听课,上课不点名、不计出席人数,但几乎没有人缺席,课堂常常爆满。因为大多数时间,是学生互教互学,学生是老师,老师也是学生,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大学”课程设计,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每一课程都与佛子岭水库建设密切相关,都是当时各大学所没有开设的。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大家互教互学,但“佛子岭大学”的学生们是幸运的,在佛子岭工地工作,或临时前来短暂帮助工作的专家,常常出现在课堂里,为大家授课。
  灯光下的学员眼神,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聚精会神端坐黑板前,专注听课,讨论工程中遇到的问题。灯光,仿佛赋予了他们无穷力量,让他们在新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寻找工程中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汪胡桢指挥亲自上《坝工设计通则》课,他讲解各种坝型,然后把主要设计原则归纳为三种:一要有足够的阻力或反抗力抵抗水库中水的推力;二要能阻止压力水的渗透;三要有足够的强度来抵抗应力。后来又上了《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指出连拱坝的坝面上有很大水重量的存在,是节约坝体混凝土的主因。
  俞漱芳,曾在香港参加过建筑事务所的工作,主讲《建筑事务所的技术管理制度》。他的课程让大家受到启发,改变了工作方法,技术人员不再用办公桌,每人面前只放一块绘图板,板上有丁字尺、三角板,一只抽斗里放计算尺、圆规、云形板、橡皮和削尖的铅笔。他要求对各项设计,先做力学分析,一一计算,绘成图纸,可折叠成套。从此以后,佛子岭水库设计、施工的图纸整齐有序,这为后期全国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积累了资料,提供了经验。
  还有一些专家或者领导,也担任讲课老师,从已经掌握的资料看,主要有:吴溢的《建设润河集水闸时的民工管理》、戴祁的《佛子岭水库的水文计算》、谷德振的《佛子岭的地质钻探及评价》、盛楚杰的《钢管的设计》、陈善铭的《溢洪道设计》、朱起凤的《拱垛模板的设计》,刘国钧的《“弧形闸门”及“金属结构”》、陈鲁和童慧生的《水工混凝土》等等,这些课程的讲授,对工程急需解决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参与听课的人员受益匪浅。
  被学员尊称为“曹教授”的曹楚生,其实,尚是一位青年,来佛子岭工地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助教,1951年10月,怀着“专业报国”的理想,积极报名,自愿来到佛子岭工地。在“大学”里讲课最多,使学员们知道连拱坝与垛中的应力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他还为学员已经学过的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作了系统的复习、提升,让学员理论功底更加扎实,保证工程遇到问题顺利解决。
  随着“大学”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拓展,大坝设计、施工全面展开,技术室和“教务处”作了一个规定,学员中,凡担任的设计任务告一段落时,应在班上作一个报告,详细说明设计的原则与成果,并请大家共同讨论,听取批评意见,相互提高。
  领导干部的带头和支持,“佛子岭大学”的灯光,成为名副其实的媒介,把知识源源不断输送到学员们的脑海里。
  “灯光”的照耀,工地上掀起学习的热潮。工人、军工和民工的基层组织中,普遍成立了技术研究小组。工人和军工之间开展了“包教包学”活动。很多大队都建立开设技术课的制度。如工程大队每星期一、三、五,请技术干部给行政干部、工人上技术课,讲解基本建设知识。在工地上,经常出现工人们或干部们集体学习和研究工作,因为认真讨论问题,往往争执得面红耳赤。当时,“佛子岭大学”的工人学员,达到7000多人。学习、研究、钻研和互帮、互促,成为建设工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新华社记者冒岪君、李人怡深入工地采访,随即撰写特写《“佛子岭大学”》发往全国,《安徽日报》1952年12月26日全文刊载,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些亲历者深情地回忆,“那个时候,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我们‘佛子岭大学’的灯光彻夜难灭”。
  多年后,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伯芳回忆这段快乐时光,自豪地说,那时候,我们“白天好好工作,晚上好好学习”。 
  
“我是在‘佛子岭大学’中成长起来的”
  佛子岭水库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水利水电工程的诞生。“佛子岭大学”则为日后新中国大规模水利水电建设,培育了80%以上的专业技术力量,走出了汪胡桢、曹楚生、朱伯芳、谷德振、黄文熙五位院士及一大批专家型水利水电管理人才。
  当年的建设者绝大多数未出过国,没有亲眼见过先进国家建设水电站与拦河坝是怎样施工的。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科技知识主要是水利科学的基础原理,很少听讲过这些原理怎样在实践中运用,学员们利用千载难逢的实践机会,把学到的理论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付诸实践,成长进步很快。
  佛子岭工程完工后,当年的学生和老师,又参加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库的建设,后又被组织调遣,被派往全国各处水利水电建设机构,均成为那里的技术骨干,有的后来当选“两院院士”、出任国家水利水电相关领域的带头人,或担任有关机构的领导人。
  1990年获全国首批"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电部天津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的曹楚生,回忆起“佛子岭大学”的激情岁月,动情地说,“我在佛子岭工地工作的三年,更重要的还是作为‘佛子岭大学’一名学员的三年。三年中,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使我熟悉了坝工结构,对工程地质、水工混凝土、大坝设计施工等,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这位当年佛子岭水库大坝坝工设计组组长,由于工作扎实、技术精湛,佛子岭水库竣工后,又担任磨子潭水库大坝工程设计负责人,后来先后被派往响洪甸、碧口、盐锅峡、潘家口、石漫滩等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为我国的水利水电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伯芳,这位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的学生,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中断学业,积极投身治淮事业,来到佛子岭水库建设工地,参加了我国第一座混凝土连拱坝的设计,原定他们这批学生一年后回校继续完成学业,但一年期满后,大坝的设计尚未完成,他服从工作需要,放弃留在都市的梦想,提前毕业,结束求学生涯,留在淮委,专司为之奋斗一生的水利事业。他回忆这段成长经历,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在学校里学习设计,很多材料都是现成的,不过是计算计算而已。可是在这里,只有一张地形图,一切都要靠我们搞,这样我们就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把理论与实际完全结合起来了。比如连拱坝这样复杂的工程,我们一面学习,一面工作,终于设计出来了。”在佛子岭水库之后,他又参加梅山、响洪甸水库的设计工作,担任工程师、坝工组长。在从事水利工作的几十年中,他善于总结、研究和创新,建立了混凝土温度应力和温度控制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提出结束“无坝不裂”历史的策略和技术,为我国从无到有,掌握现代混凝土坝设计技术作出了贡献。他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出版的多部学术专著,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广泛应用,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担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研究室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佛子岭水库、磨子潭水库担任水利施工工程师的曹宏勋,1958年,丹江口水库工程一上马,就被调去担任重要施工任务,后来又担任葛洲坝集团首任总工程师,指挥建设大军拦住了浩瀚的长江,建成了万里长江第一坝。
  参与佛子岭水库建设,成长起来的谭富甲,在佛子岭建设时期,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他在工地获取的宝贵知识经验,终身受用,为日后参与、主持设计梅山水库、磨子潭水库、淠史杭横排头水利枢纽等重点治淮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年以后,谭富甲满怀深情地说,“我是在‘佛子岭大学’中成长起来的。”后来,谭富甲成为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治淮一线,他不仅获得了业务上的丰收,更找到了一生的信仰。
  还有黄文熙、谷德振、朱伯芳、吴良镛、曹宏勋、严敦勋、蔡敬荀、郭旭升、赵源仁、朱起凤、王观平、蒋富生、左兆熙、陈善铭、裘允执、汪景琦、程山、郭瑞章、盛楚杰、刘国钧、陈鲁、童慧生等……
  “佛子岭大学”走出来的水利水电人,宛如恒河沙数,不胜枚举,他们在“佛子岭大学”的灯光照耀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展其所长,奠定了新中国水利水电的人才基石。
  佛子岭水库精神,文脉悠长、风姿绰约。有言:新中国的大江大河,都会有美丽的波涛荡漾。那闪烁的波光,是“佛子岭大学”灯光的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