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载交道一灯知
——曾国藩与吴廷栋
皖西日报
作者：程 锦
新闻 时间:2024年07月11日 来源:皖西日报
人之一生,如果有幸结交三五知心好友,风雨同行,同舟共济,不仅能在学业上相互勖勉,事业上彼此扶持,德业上砥砺共进,而且能获得心灵的慰藉,收获友谊的馨香,诚为一大快事。
晚清名臣曾国藩一生谨慎择友,广交良友,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他时刻以友为镜,博采众长,匡己不逮。他与安徽六安霍山人、理学大师吴廷栋相交终老,半个甲子石交的殷殷情意,留下了一段高山流水的佳话。
晚清名臣曾国藩非常重视择友交友,他笃信“求友以匡己不逮,此大益也”,“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曾言:“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把交友的重要性提升到关乎一生道德学问、事业成败的高度,并提出“八交九不交”的择友标准,提倡多交“胜己者、盛德者、趣味者、肯吃亏者、直言者、志趣广大者、惠在当厄者、体人者”,不交“志不同者、谀人者、恩怨颠倒者、全无性情者、不孝不悌者、愚人者、落井下石者、德薄者、好占便宜者”。为此,他一生谨慎择友,广交良友,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并且时刻以友为镜,博采众长,匡己不逮,终在师友挟持和自身努力下,建立不世功勋,成为有清一代“中兴名臣”。
在曾国藩的朋友圈中,有“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不负平生”的左宗棠,有志投意合、肝胆相照的湘军名将胡林翼、江忠源、彭玉麟,有交谊甚笃乃至结为儿女姻亲的刘蓉、郭嵩焘、罗泽南、陈岱云等,有亦师亦友、惺惺相惜的李鸿章,也有由亲而疏、又由疏而亲“失而复得”的冯卓怀,当然还有始善终恶、先亲后疏的陈启迈、沈葆桢。而他与安徽六安霍山人、理学大师吴廷栋相交终老,半个甲子石交的殷殷情意,同样留下一段高山流水的佳话。
近年在阅读曾国藩传记、家书及日记时,常会遇见“六安吴廷栋”这个名字。在备感亲切的同时,心中满怀愧意,对皖西的这位先贤,自己竟未闻其名、一无所知。同时也激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吴廷栋究竟是何许人也,其有着怎样的学术功业和传奇人生,竟能让一代名臣曾国藩如此感怀,二人间又有着怎样的交谊?
为解开心中的这些谜团,我先后翻阅了《安徽名人传》《六安市志》《霍山县志》《清史稿》等书,但多只言片语,过于简略,语焉不详。一次偶然的机缘,在网上搜索到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桐城派名家年谱》(第二辑),其中收录了桐城派名家方宗诚著的《吴竹如先生年谱》及相关材料,编著者为安庆师范大学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汪长林教授。于是托请安庆师大毕业的热心同事与汪教授取得联系,很快便喜获汪教授赠书。欣喜激动之余,用了一周时间通读全书,并参之以《曾国藩全集》《曾国藩诗文集》等,遂对吴廷栋的生平及其与曾国藩交往始末有大致了解。
吴廷栋(1793-1873),字彦甫,号竹如,晚号拙修老人。祖籍徽州府休宁县,后迁六安州霍山,遂世为霍山人。吴廷栋少年时,即喜好宋儒之学；嘉庆十一年(1806),十四岁时就学于桐城南乡枞阳镇,拜桐城派大家刘大櫆门人陈澨凫为师。道光五年(1825)拔贡,次年朝考一等,为七品小京官,分刑部学习。吴廷栋入仕后,更加“植节厉行,蹇蹇自靖”(《清史稿》)。历任刑部广西司主事、员外郎、郎中,直隶河间府知府、山东布政使、大理寺卿及刑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等职。同治五年(1866),因患眩疾,请求辞官还乡,曾国藩等以其乡里已无田庐,延居南京。同治七年卒,终年八十岁,赠光禄大夫,后归葬于霍山县城东复览山麓。
吴廷栋一生清廉自持,高风亮节,与倭仁、曾国藩、何桂贞等交往甚密,互相切磋“宋儒之学”,被誉为“理学名臣”；其学宗“程朱”,“而得婺源真脉”；其文则宗桐城,著有《拙修集》《拙修集续编》《拙修集补编》《理学宗传辨正》等,被誉为晚清“海内三贤”之一。
由医而识始订交
曾国藩和吴廷栋的交往约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夏天,其时曾国藩年方而立,科正场得意,踌躇满志,进士中第衣锦还乡一年有余,这年春天才返回京城,四月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取列二等十九名,授职翰林院检讨,初涉宦海；而吴廷栋此时已年近半百,就职刑部,为七品小京官。据现有相关资料推断,吴廷栋是由霍山知县朱士达荐举入京为官,而朱士达的胞兄朱士彦正是曾国藩的会试座师,两人很有可能因这层关系相识。
吴廷栋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而且颇通岐黄之术,医术十分高明,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据黎庶昌《曾国藩年谱》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翰林院散馆后,六月,移寓果子巷万顺客店,“病热危剧,几不救”,命悬一线,奄奄一息；经“同寓湘潭欧阳小岑先生兆雄,经理护持,六安吴公廷栋为之诊治”,方才转危为安。曾国藩在其日记中亦有记载:“(七月)初五日,请安徽吴竹如比部(名廷栋,乙酉拔贡,小京官)诊视,知为疫证。”“廿一日,辰后,怕冷发热。午正,吴竹如来开方,吃下药。”“廿二日……由是病日加重,口渴无似,舌胎一日数变。同居欧阳小岑时时诊视,医药一切皆小岑经理护持。同年、同乡诸公来看者都以为难治,而吴竹如以为万无一失,多服犀角、地黄汤,以滋阴解邪热,又间服大黄、芒硝,以廓荡内热。热甚危急,甚赖服药不差,又有小岑时时检点,至八月初旬,渐有好机,至初八日,能食粥。”在吴廷栋的精心诊疗和欧阳兆雄的悉心护理下,曾国藩才得以逃出鬼门关,救命之恩,自当铭记终生。
正是因为这场大病,曾国藩与吴廷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曾国藩曾多次请吴廷栋为其家人及朋友诊疗。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曾国藩就数次请吴廷栋给好友梅霖生看病。十五日,梅霖生因患咯血病,奄奄一息,曾国藩忙前忙后,力请吴廷栋前往诊治。十六日,曾国藩再到吴廷栋家,不料吴廷栋恰巧有事外出。第二天,他又不辞劳苦再次前往,终于请到吴廷栋出诊。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多次请吴廷栋为其女儿看病。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又请吴廷栋为其妻子欧阳夫人诊治。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同科进士、好友陈岱云身染沉疴,曾国藩每日过去探视,见岱云病情加重,忙派人去请吴廷栋。“闻岱云下血甚多,心惶急失措,立遣人寻竹如”“幸竹如来,片言镇定,心稍为安。”因担心陈岱云病情生变,曾国藩特意挽留吴廷栋住在城外,以便随时诊视,方才心安,足见其对吴廷栋人品和医术的高度信赖。
问学修身相与行
如果说医术是曾国藩和吴廷栋友谊的纽带,那么同研理学便成为增进二人情谊的桥梁。
道光二十年(1840年),理学大师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据顾云《盋山文录》载:“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同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曾国藩和吴廷栋作为理学复兴的主将,共尊理学大师唐鉴为宗主,修学问道,终日相处,切磋砥砺,又多了一层同门之谊。
曾国藩当时住在城外,吴廷栋劝他搬进城去住,以便经常交流,共同研习理学,进德修业。“吴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吴廷栋的才学敬佩有加,在日记和家书中多次记载与吴廷栋的交往。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日记记载:“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十月二十六日在致诸弟的家书中,他又颇为欣喜地写道:“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黎庶昌《曾国藩年谱》中亦载:“始公(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崇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表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重于京师。”
曾国藩修身注重“静”字,认为静养是修身韫德、恬淡静养的重要方法。而其静养修身之法,就深受吴廷栋的启发和影响。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几位弟弟说:“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曾国藩体质向来欠佳,作为翰苑英才,常年伏案勤学笃思,加上官场来往应酬,耗费了他大量精力,患上了耳鸣病,不堪其苦。问询吴廷栋,吴廷栋告诉他唯有静养是最好的方法。后来曾国藩为自己制定“日课十二条”,其中第二条便是:“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自此静养成为曾国藩重要的修身之法,每天静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的当天。
宦海军旅共扶持
曾国藩处世以“诚”为本,向来有恩必报,对吴廷栋更是极力襄助。道光三十年(1850),内外交困、心力交瘁的道光皇帝驾崩,二十岁的咸丰皇帝在风雨飘摇中登基,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欲重振大清雄风,下诏让部院九卿广开言路,举荐贤才。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上书力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保举吴廷栋“不欺屋漏,才能干济,远识深谋,可当大任。”称赞他光明磊落,才识卓绝,考虑深远,才堪大用。
随后咸丰帝下诏让群臣言得失,曾国藩连上《应诏陈言疏》等折,咸丰皇帝以为“凯切明辩,切中情事”,于是再次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言不讳,直指咸丰帝过失,惹得咸丰“怒掷其折于地”。咸丰二年(1852),咸丰帝召见吴廷栋,特地询问对此事的看法,吴廷栋不惜冒犯圣颜,极力为曾国藩辩解,认为曾国藩“其人励志不苟”“虽进言甚激,而心实无他”,使得咸丰最终心服纳谏,并对曾国藩加以褒答。
曾国藩书生从戎,墨绖出山,朝廷上下一时议论纷纷。而吴廷栋却力排众议,认为曾国藩是夺情剿贼,以忠代孝,急赴君命,是“时势所迫,不能不岀”,乃当世英雄,予以全力支持。虽不在军旅之中,却时刻心系友人事业,积极为曾国藩出谋划策。曾国藩戎马倥偬之际,时常与吴廷栋书信往来,函中与吴廷栋交流“军民关系”,并将所作《爱民歌》《得胜歌》寄给吴廷栋,告诉他如果自己做事有所违背,“一有所闻,望随时指示”。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到霍山任职,曾国藩示意吴廷栋,“如有扰民情事,亦祈示之”,足见二人相交之诚、交谊之深。
咸丰八年,吴廷栋受“奏销迟误”事件的连坐,被降补直隶按察使,曾国藩积极为之开脱,使之不至于一蹶不振；而当曾国藩身陷祁门之困时,吴廷栋则进言规劝他明于形势之缓急,北进庐州,南规宁国,无疑优化了湘军的战略部署。此外,吴廷栋则利用近都之便,及时向曾国藩陈情朝政变幻格局,“辛酉政变”详情的及时获得让曾国藩日后的抉择变得较为从容而悠游。
曾国藩的处世金句“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即出于其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吴竹如》的信中:“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他把自己在多年军事生涯中总结出的处世原则与好友分享,吴廷栋则回信称扬曾国藩“学问以阅历而益精,践履以阅历而益实”。
曾国藩创办湘军,亟需人才,求贤若渴,每到一地,便寻访有名之士；每与人通信,常恳请推荐人才。吴廷栋向他推荐了方宗诚,方宗诚后来又推荐了吴汝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同治初年,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背负“兵柄过重,利权太广”的骂名,对此吴廷栋却认为“有名无实”,劝慰曾国藩恪守“敬慎”心法,“置利害毁誉于不计”,不必求谅于人,只要内心光明俊伟,日久论定,“自有以取信于天下后世矣”,给予曾国藩极大的精神支持和心灵慰藉。
顺便提一下,吴廷栋还是皖西名臣涂宗瀛的远房亲戚,涂宗瀛年过而立,会试屡试不中,便远赴京城投奔吴廷栋,吴廷栋的长孙吴兆张后为涂宗瀛的女婿。后来吴廷栋又将涂宗瀛推荐给曾国藩,成为曾国藩幕府中“三圣七贤”的“三圣”之一,涂宗瀛才踏上仕途,平步青云,最终官至湖广总督,荣封光禄大夫。涂宗瀛晚年辞官归乡后,以“六安斋”“求我斋”为堂号,为吴廷栋刊印遗集《拙修集》及所校《理学宗传辨正》等。
流水高山奏合音
同治五年(1866)春,74岁的吴廷栋因病致仕,次年“南归谒墓,遇曾公于清江浦,遂同归金陵”。之前,曾国藩、李棠阶及涂宗瀛等人听说吴廷栋在山东养病,曾多次派人邀请其到金陵,吴廷栋都没有答应。因与曾国藩相交至契,吴廷栋本打算南归谒墓之后,再前往金陵拜访曾国藩。没想到车到清江正好遇到曾国藩自徐州返金陵,两位老友不期而遇,班荆道旧。曾国藩邀请吴廷栋同登金山、焦山,并以捻军未平,出没无常,未可即归霍山相劝,邀请其同至金陵,一月数往还讲论。
吴廷栋长曾国藩18岁,曾国藩“事之如兄,敬之等严师”,常以“先生”称之。曾多次慨叹:“与竹如先生同处,先生终日端坐不动,予自觉不能及”“竹如先生从不规谏我某事,而自觉得益不少”。并由衷称赞:“吾平生所见前辈及同辈之德,未有如竹如先生者也。”曾国藩素来以知人识人著称,却对吴廷栋推崇备至,自叹不如:“竹如先生知人之识不可及。胜克斋咸丰初上疏直言中朝,无不称之,即某亦谓其才可用,独竹如先生始终不以为可恃”。
据清方濬师《予告刑部右侍郎霍山吴公墓志铭》所载,吴廷栋在京师、地方任职四十多年,“清操绝俗,引疾后,家无一椽寓居,日食不给,处之晏然”。此时曾国藩因剿捻无功遭弹劾回任两江总督,念及吴廷栋清贫,打算赠银相助。时值中秋佳节,曾国藩带了三百两银子前去拜访,问及近况,吴廷栋回答说:“我平常清贫惯了,不能因为贫穷而求取于人。”曾国藩恭敬应诺,临别也未敢拿出银子相赠。连至交老友的资助也不接受,吴廷栋的清廉由此可见一斑。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二,距曾国藩去世仅月余,此时吴廷栋已近八旬,因患足病不能行路,曾国藩携酒就饮于吴廷栋之私宅,两位垂暮之年的老友促膝长谈,举匏樽以相属,谈及当年在京一起问道求学的师友纷纷凋零殆尽,惟存二人时,不禁黯然神伤,相视唏嘘,竟至泣下。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长逝,一年后吴廷栋也走到了人生终点,两人石交至诚,终老生死。
曾国藩和吴廷栋二人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中坚、桐城后学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在京城同师求道问学；咸丰、同治时期,同为朝廷贤辅名臣。二人志同道合,相互砥砺,相交长达32年之久,在风雨如晦的晚清,留下了一段令人称道的深厚友谊。
有一次吴廷栋生病,曾国藩前去看望,并赋诗一首相赠:“维摩元未病,子祀空复疑。薄暮还相访,经旬系我思。深谈四壁静,交道一灯知。天毕看西下,来归亦未迟。”(《莫过竹如》)透过诗句,依稀可见两位挚友,静坐于荧荧灯火下,时而举首微颔,时而会心一笑,晚风轻轻拂过窗棂,远处一轮明月半悬在空中,那一刻,时间也仿佛停止了流逝。现化用此诗中一句收束全文,斯可谓:疗疾而识交谊始,宦海惊涛共扶持。进德修业两相契,卅载交道一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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