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忆
皖西日报
作者：劳边
新闻 时间:2021年02月25日 来源:皖西日报
劳边
去年秋天,回迁到原机关宿舍区居住。近日,对搬来搬去的成捆书籍进行整理,发现一套1956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书在读大学时翻看过,对毛泽东主席作的序言和一些“按语”印象较深。这次见到书,打开翻翻,竟引起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村老家的回忆。
(一)
我家在合肥市肥东县古城镇大袁村杨世英村民组(即杨世英自然村),其实居住在这里的六七十户人家绝大部分是徐姓,只有二、三户杨姓,还有两户赵姓。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党和政府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大力提倡和鼓励发展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制定了奖励和优待政策。那时,我二哥在城里机关工作,写信来家,告诉父亲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或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父亲就主动与三个叔叔家及住在附近的几户贫农家商议,成立一个互助组,推举一位贫农当组长,得到村干部的支持。
那几户贫农是我二祖父的儿子们。各家的田地相连,土质肥瘦、水源、适宜种什么作物都相互了解,各家劳动力身体状况及做农活的技术水平也一清二楚,所以组织起来,开展农业生产互助,比较和谐,几家合作比较愉快,每家粮食都增产,也都完成了国家公粮征收任务。组织起来让大家尝到了甜头。所以一年后,在党和政府号召将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我家所在的这个组就和村东边的两个互助组一道联合赵姓、杨姓农户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就全村发展成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原初级社作为生产队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农业生产互助组不一样,是半社会主义的,各家的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归社所有,由社里安排使用。
1949年春,我们村刚解放时,就用杨姓祠堂办起了“肥东县沿河小学校”,让本村及附近两个村适龄儿童入学读书。那时,我也在沿河小学校读书。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允许社员家里养猪、养鸡、鸭、鹅。我和同学们放学回家,不是放猪、放鹅,就是提着篮子到田野去挖野菜回来喂猪。家里大人在合作社干活挣工分(劳动报酬),上学的孩子放学后理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老师也不布置家庭作业,目的是让学生放学后回家劳动。用功的学生可能在放猪放鹅时,带本书看看,或背背语文课文。
那时我们村的生态环境,就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好的。村前屋后栽有树,村东西两旁各有一条小河流,河流上架有青石板搭的石桥。东北方五六里处有一座高几百米的山,名叫龙山。全村有二十几口水塘。有几口水塘紧靠村庄,供各家洗刷用水和牲畜饮水。其余塘蓄水灌溉农田。水塘里不仅养有鱼,还栽种莲藕、芡实。有的塘里还长有水草,可净化水质。捞上来用铡刀铡碎,拌上麦麸或米糠可以喂猪。村里有两口吃水井,有一口水井就在小学校旁边。水井里的水是冬暖夏凉。用小水桶从井里打吊上来的水,捧着就能喝,甜丝丝的。村里人很注意保护这两口井,隔几年就将井里的淤泥清理出来。井口没有盖子,但没有人会向井里扔杂物。有月亮的夜晚,扒在井口能看到井中的月影婆娑。我离开家乡六十年了,故乡类似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记述的仙境的生态环境,至今难忘。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58年夏秋,“大跃进”的风刮到我的家乡,一夜之间,乡成为人民公社了,我们村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邻村的高级社合并起来为公社的一个大队。冬天,家乡也砍伐树木,砸锅献铁,大练钢铁了。
此时,我在省城读了两年高小刚进入初中,寒假照例回故乡过年。走到村口就看到故乡的田园风景被撕破了。接踵而至的“困难时期”使我童年时的故乡销声匿迹了。
1958年1959年是有自然灾害,但人为的破坏力也加重了天灾的损害程度。当时,如不为了烧小高炉炼钢铁乱砍滥伐树木,再重视村前屋后植树,冬闲开展清淤塘坝、整修渠道等兴修水利活动,广积农家肥,不使生态环境失衡,自然灾害即使发生也能减轻损失程度。现在看来,破坏生态环境,人们付出的代价是难以计算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的惨痛教训应世代铭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已进行深刻的总结。从邓小平提出设立“植树节”,带头植树造林数十年,到习近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我们党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生态理论。有了先进的理论指导,相信人们再也不会重犯愚蠢的错误了。
(二)
忆起故乡,最令我难忘的是父母亲和长兄。他们在那“三年困难时期”先后仙逝。当时我在学校读书,没有在父母面前尽一点点做儿子的孝道；没有在长兄身旁尽一些做弟弟的帮撑家庭的职责。这使我六十多年来,时常在梦境中因愧对他们而泪湿枕巾。
父亲是家中长子,自少年就随祖父母下地干活,没有读过一天书。但他总觉得家中无识字人难以发达。在他成年时,就求祖父送我叔叔们去读书。但在我长兄到了念书年龄时,他却要他在家做农活。因祖父母年老体弱了,家里需要会做农活的人,否则难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祖父母喜欢一大家人在一口锅吃饭,在我叔叔们结婚生子时也不分家。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家人口众多,饭不好煮了。此时当家的父亲在祖母支持下才将父辈们分成几个小家。
父亲性格内向,话不多,管理家庭不严厉,对我们教育是明智的。他要大哥在家干农活,为的是能让叔叔去读书,同时也让二哥去读书,并支持他到外地去求学。家乡刚解放时,同意二哥不在本村小学校教书,而带着妈妈纺的几斤棉纱线作路费去蚌埠投考皖北行署干部学校,参加革命工作。
1956年在我初级小学毕业即将进入高级小学(5至6年级)读书时,毅然决定送我到省城二哥处读书。他带着我从家里步行一天半到了省城,将我和我的高小转学证明、户口证明交给二哥二嫂就回家去了。临走时嘱咐我:“念不好书,不许回家。”父亲这个举措改变了我的命运。否则,我在故乡能够读到中学,能否考上大学就难说了。我们杨世英村在我之前没有出一个大学生。而和我年龄相仿的十来位小学同学,有几位在“困难时期”还早逝了。
我的母亲姓李,到老了也没有大名,墓碑上刻的是徐李氏。外祖父家贫困。母亲过门后作为长媳,除了下地做农活,还要担当起协助祖母料理家务。母亲心地善良,脾气随和,和婶婶姑母们相处和谐。由于出身贫困,母亲对生活困难的人特怜悯。遇到上门借点粮食、讨点吃喝的人,总是不让人空手回的。她在村里人缘好。她辞世多年后,我在假期回老家看看时,碰到村里老人,谈起母亲时总说“你妈是好人”。
大哥作为祖父母的长孙,理应得到宠爱,但因父亲协助管家,只让叔叔读书,没有让他读书,而要学种地。分家之后,大哥便是我们这房家里的顶梁柱。二哥在外工作,我在外求学,姐姐嫁到外村。只有他和大嫂在父母面前尽孝。他能吃苦耐劳,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在生产队里,凡是做难、重、脏的农活的人群中总有他。为了改善家里生活,他学会了酿烧酒、做绿豆粉丝。他对我关爱有加。暑假回家时,不让我做家务事,总是叫我多看书。令人痛心的是,在那“困难时期”他因众所周之的原因辞世,年仅38岁。
(三)
1971年,我从军垦农场被分配到六安工作时,提着一只木箱从合肥乘客车颠簸三个多小时才到九墩塘旁机关报到。现在虽子孙满堂,生活幸福,颐养天年,可总忘不了故乡家中的一草一木,牵挂它的情随着年老而增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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