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心先生与皋陶故国
皖西日报
作者：戚卫国
新闻 时间:2020年06月11日 来源:皖西日报
戚卫国
在中国历史上,南宋时期既以强敌压境、悲壮惨烈,又以人才辈出、文化灿烂给后人留下了深深印象。那时,六安虽说只是江淮之间的一座小城,却涌现了程端中、汪立信等几位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可歌可泣的文人志士,他们的事迹让人过目不忘。笔者不说这个主题,而是要说说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号称水心先生的叶适及他留下的《六安县新学记》。
笔者以为,这是一份宝贵的六安历史文献。翻开《叶适集》卷之九(记)之《六安县新学记》篇,叶文首句云:“六安,皋陶故国,亡后四百余年,而英布与项羽灭秦,又助汉畔楚,再王其地云。”笔者据此分析认为,水心先生对六安历史是相当熟悉的。《史记·夏本记》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又据《左传·文公五年》记载,“六国”于公元前622年被楚国所灭。“亡后四百余年,……再王其地云”,此句的意思是:六国被灭后,秦时“六县”人英布协助项羽推翻了秦朝统治,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英布为九江王,定都于六。楚汉战争后,英布转附刘邦并协助其建立了汉朝。公元前203年,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仍都六。“再王其地云”的意思就是英布两度为“王”时均定都于六(今六安所在地),其历史跨度正好四百多年。
文中叶适接着写道:“孔子叙书,列古圣人尧、舜、禹、皋陶四人而已矣。”经皖西学院马育良教授考证,此为史籍上可查阅到、首次提出皋陶为“上古四圣”之一说,此考证的意义不言而喻。
叶适还在文中云:“自皋陶开天德之品,于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无圣人之患,而患无是质与材也”；“故教德之方,自皋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汤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则有偏无救。终为天之弃德,而尧、舜之难常在也。”叶适在《习学记言》中云:“羲、黄为文字之始,而孔子断自尧、舜,盖亦不起自孔子也。禹、皋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颛不远；所以道德广大,皆独自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岂夸称而忘祖哉!”拜读这些文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皋陶故国后人,能不打心眼里敬佩水心先生这般高屋建瓴、超凡脱俗地纵谈皋陶功绩的话语嘛?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他出生于瑞安,少年随父亲迁居永嘉,求学于陈傅良、陆九渊、陈亮、范成大、陆游等名士,学识渊博。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第二名(榜眼),历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及兵部、工部、吏部侍郎,建康知府兼沿江制置使、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宝文阁学士、正议大夫等。他为官刚正廉洁,素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力主抗金,屡建奇功。叶适曾镇守建康,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其异乎常人的胆识,力排众议,毅然采取砍营劫寨的战术,打败了金兵,从而保卫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后遭弹劾落职回乡。叶适留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著作行世。叶适在南宋思想界竖起了三面旗帜,即:爱国主义旗帜、功利主义旗帜、反道学旗帜(包括道学和心学)。他曾谈到:“道始于尧,次舜,次禹,次皋陶,次汤,次伊尹,次文王,次周公,次孔子,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叶适是南宋时期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有宋一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
崇文重教是中国古代社会在科举制度下普遍的社会风尚。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体现爱国情怀和“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凄美爱情诗篇闻名于世的陆游,其长子陆子虡(1148-1222年)担任了六安县令,叶适与陆游父子均有交集,与陆子虡为同龄人。据查阅,陆子虡曾任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丞、淮西通判、金坛县丞、江州节度使,官终朝奉大夫。陆游在《示子虡》中有言:“好学承家夙所奇,蠹编残简共娱嬉”,说明陆游对后来长子陆子虡曾参加嘉泰《会稽志》编纂是满意的。在陆子虡担任六安县令时期新立一座官学,陆子虡盛情邀请老乡水心先生,从而诞生了这篇《六安县新学记》。
《六安县新学记》为《水心文集》“记”类的一篇,落款时间为绍熙五年二月。绍熙五年为1194年(宋光宗五年)。据史料,绍熙三年(1192年),叶适被召至临安任职为尚书左选郎官。这是吏部属官,掌管文职京朝官的考核升降。此期间,叶适历经过两次惊人的“引裾泣谏”事件；参与了南宋历史上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即“绍熙内禅”。为解决南宋朝政混乱的问题,叶适向左丞相留正建议,立皇子嘉王赵扩为监国,以释疑谤。绍熙五年七月,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嘉王升座即皇帝位,是为宁宗,一场政治危机总算解除,叶适迁为国子司业。庆元二年(1196年),叶适由镇江罢归,决意退出政治生涯,回到故乡永嘉开始隐居生活。从此以后,他退居永嘉水心村,故而后人称叶适为“水心先生”。
1194年也是著名大儒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创建于公元976年)的一年,朱熹对岳麓书院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恰巧也是这一年,在现六安老城区文庙或其附近地块,由陆游长子、县令陆子虡始立新学,陆子虡邀请叶适撰写《六安县新学记》。叶适在文中写道:“至后世之学,乃以充备盛德为圣人,废其材,更其质,一施天下之智愚贤不肖,必至于道而后用之,是何其与皋陶异指耶!”其意思为:理学家施教目的是“成圣”,使人远离现实, 专于“内圣”之法,“明体”过程之长无利于事功,而现实国情却时刻需要有为的人才。因为学者禀赋不同,则离皋陶之施教方法相去甚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因人而异、因人施教。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叶适许多与朱熹相左,但在文化教育上两人却惊人的一致。叶适在此文最后写道:“会稽陆子虡为六安令,新立学……来请记。……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皋陶氏,欲至其处不可得。夫九德者,皋陶所以教,学之所以始也。故书遗陆君,使刻于石。”“皋陶所以教,学之所以始”,笔者将其与《左传·庄公八年》中“皋陶迈种德,德乃兴”作比照分析,皋陶亦当为中华历史上的“教育鼻祖”了。只不过是遥远的时代因素,我们尚无法确认而已。
倘若我们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逆流而上,隐约中我们似乎看到800多年前的水心先生正在提笔疾书《六安县新学记》,写就后寄给他的朋友、六安县令陆子虡。从这短短600多字的笔峰纸背里,笔者眼中的水心先生形象越发高大。这不仅是我们至今可查皋陶为“上古四圣”最早的文字记录,又为六安古城兴办官学留下最早的一篇散文传记。笔者根据古籍文献分析,此学堂预计可接纳儒生30至40人之间。思忖之,肃然起敬。笔者由此想到,在将要推进的六安文庙整治项目中,能否竖立一块石碑,把800年前、约600多字的《六安县新学记》阴刻在石碑上,供人鉴赏。可以想象,透过这小小石碑的背后,我们可以穿望多少历史的风云和厚重的文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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