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革命
红土地上的英雄想象
皖西日报
作者：流冰
新闻 时间:2019年12月25日 来源:皖西日报
编者按
12月22日,霍邱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课报告会,很特别,报告人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报告会的主题为“文学与革命——红土地上的英雄想象”。
当日上午,县农商银行报告大厅里座无虚席,徐贵祥从“红色土地上的英雄梦、红土地上的文学与革命、英雄理想与英雄书写、文学想象与文化思维”说起,两个小时的报告,大家仍意犹未尽,现场互动,徐贵祥一一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后,现场签名赠书。
五月份,我所在单位的师生到金寨演出话剧《历史的天空》,段县长派王辉副县长领队,保障刘恒滨、焦永乐等老领导到金寨看演出。演出后,在饭桌上我讲到《历史的天空》的初心,以及文学性与革命性。潘书记很有兴趣,当时就跟我讲,这个话题好,你能不能给金寨党校讲一次。我说好。此后,因为忙于创作《英雄山》,这件事情就束之高阁了。恰好霍邱农商行邀请我回来参加一次党课,我二话不说就报了这个选题。报了之后才发现,这个话题虽有创意,但很难讲。作家缺乏理论高度,短于理性思维,都是写得比讲得好。我选了一条捷径,还是从我的经历讲起。
红色土地上的英雄梦
2005年夏,我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返乡,县电视台尹宏声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树高千尺不忘根》,树高千尺谈不上,但是不忘根倒是真的。在我的精神发育过程中,故乡的红色文化提供给我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西南方的大山里有红军,有很多英雄。当时,还有很多的民间文学,比如大鼓书,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乡村文艺节目,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从此之后,关于革命,关于平等,关于理想,关于信仰的各种想象就像种子一样埋在我的心里,有很多名字在我的脑子里跳跃,许世友、洪学智、杨国夫、皮定均等等。我在姚李中学读书的时候,常常在下午放学之后,坐在学校东边的山岗上,向南方眺望,想象那里的历史,想象那里的现在,想象那里的人们,感觉那青黛色的山脊线下面,隐伏着很多神奇的东西。这些想象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构建着我的文化心理。我相信,有这种思想经历的,不是我一个人。
上小学或者初中时,我读过一本小说《破晓记》,从书里读到“霍邱”、“叶集”两个地名,还有一些熟悉的地名,好像还有姚李的大顾店,当时非常兴奋,读得如醉如痴,感觉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革命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后来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应该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种子。
洪集和姚李这两个镇,都在霍邱南部,离叶集很近,我舅舅那一茬人都是在叶集中学读书。叶集是未名四杰的故乡,停课闹革命年代,学生从叶集中学带回来很多文学书籍,不久都被当作毒草收缴了,我们一群半大橛子飞檐走壁从公社的小楼里偷来,坐地分赃,然后互相交换。前面还能看到一些完整的,交换到最后,很多都是有头无尾或者中间断开的。我记不得看了多少这样残缺的书了,刚开始很难受,有的故事看到一半没有了,或者看到后面没有前面的,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干什么呢,就在想那些没有看到的内容,前后左右,前因后果,按照自己的想象把这个故事编囫囵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应征参军,到了部队,迎头撞上中越自卫还击作战,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可以说又惊又喜,年轻人还是有血性的,满脑子都是幻想,想象自己能够像红军时期的杨国夫那样,挥舞大刀浴血奋战。虽然英雄梦没有实现,第一次遭遇战斗还有点紧张,但是总体表现还可以,至少没有装孬。我的家乡有那么多英雄,人们那么崇拜英雄,我不能给家乡人民丢脸啊。
我们一个团的新兵,我是第一个立三等功的,因为我们连是最先进入战斗的。就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也足以让我感到很有面子。第二次上战场,要说一点不紧张,那是吹牛。我的父亲当时是洪集公社书记,一方面,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我父亲是很有政治觉悟的,他当然希望我成为英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父亲,我估计他不希望我牺牲,更不希望我被俘叛变。连续几十天音信全无,弄得他那个春节不敢出门,坐在酒桌上,别人一关心到他的儿子,他的眼泪就出来了,放下酒杯走人,大家都很扫兴。真实的情况是,我那时候写了很多信,只是没办法投递。麻栗坡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春节期间是雨季,邮递员进不了山。
红土地上的文学与革命
多少年来,我一直认为,在鄂豫皖,在江淮之间,在大别山北麓和淮河西岸的广袤土地上,始终弥漫着两股精气神——革命与文学。文学催生了革命,革命滋养了文学,革命与文学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皖西地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除了革命记忆,就是文学记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回到大别山宣传革命的,是中共早期党员、左翼作家蒋光慈,最早在金寨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从此,文学与革命,革命与文学就成为密不可分的战友。另外,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金寨古碑镇的青年学生陈绍禹,最早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的革命理想,也是从文学的小道上踏上求学之路、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还有一位鄂豫皖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人,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实际上是个文学理论家,还写小说。当然,还有后来彪炳中国文学史的未名四杰,都是通过文学译作或创作的作品,同革命思潮遥相呼应。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反过来,这种革命与文学共同浇灌出来的文化,又养育了一方水土,形成了文学与革命两个车轮并驾齐驱的奇特景观,哺育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一定意义上讲,文学就是革命。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鲁迅弃医从文,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都是希望通过文学艺术改良世道人心,启蒙国家意识,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很多人其实也是文学家,比如孙武、曹操、李世民、岳飞、文天祥、曾国藩、林则徐等。最为突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代,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方志敏、沈泽民等人,诗词歌赋都是大家,有的还写小说,真正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2015年4月份,原广州军区创作室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他写了一个话剧《共产党宣言》,即将在国家话剧院上演。我感到很纳闷,不知道《共产党宣言》这么抽象的概念怎么能编出一台话剧。组织学生去看,一看,不得了,话剧构思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女主人公林雨霏早年参加革命,生下一子后,脱离富裕家庭,漂洋过海寻求真理,二十年后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回到广州,口袋里装着一本名叫《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遭到反动军警追捕,而在抓捕的军警中,就有她的儿子。在监狱中,母子相逢却不能相认,儿子在审讯母亲的过程中,逐步被这位革命者的思想和品格感染,政治立场发生了动摇,开始同情革命,并策划营救这位革命者。而母亲为了保护儿子,至死也没有暴露出她的母亲身份,儿子从革命者的遗物、那本《共产党宣言》的封面上看到了一句话,“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这个话剧非常有震撼力。我的学生,一群“80后”、“90后”的孩子在讨论中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人就是为他人谋取幸福的人,把牺牲留给自己,把幸福留给别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共产主义的初心。
从技术上讲,这个作品没有图解概念,没有堆积口号,共产党是什么,共产主义是什么,全都是通过人物故事来展示的,把一个深奥的、抽象的概念,装进一个家庭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的故事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作品不是娱乐品,不是消费品,也不是教材,它的价值是携带,携带价值观,携带理想信念。
英雄理想与英雄书写
如果说,家乡的红色文化把我培养成一个还算称职的军人,那么,这笔巨大的财富还直接帮助我成为一个“正面强攻战争文学”的军旅作家。除了小时候耳濡目染的红色故事,还有后来逐步深入的了解。我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我从部队探亲回家,发现我家和姥姥家都有《皖西革命史》,如获至宝。后来,史红雨、徐航两位老师合写了一本《皖西漫步》,集历史、名胜古迹、逸闻趣事、民间掌故、红色记忆、风土人情于一体,可以说就是皖西文化的百科辞典。当时我还在解放军出版社当总编室主任,在审稿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全方位地了解皖西文化,受益匪浅,我还写了一个序《文化的力量》。
什么是文化?我的理解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化石,其内涵为集体记忆、集体性格和集体行为方式。离开家乡后,超脱一点看江淮人,我认为江淮人的性格特征还是比较显著的,比如豪爽、乐观、风趣、自信,粗中有细,大智若愚等等。当然,也有虚伪和狡黠、自私自利等等。江淮人的缺点全世界都有,但是江淮人的优点非常适应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当年我构思《历史的天空》时,梁大牙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说是洪学智、秦基伟、杨国夫、皮定均等人的集合体。开国中将杨国夫,原来是洪集会馆村的一个放牛娃,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但是记忆力惊人,每次到上级接受任务,别人记在小本本上,他全凭脑子记,回来传达,一五一十,一个字不差。我的作品,《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八月桂花遍地开》里的沈轩辕、《马上天下》里的陈秋石,尽管都是抗战作品,但是一看就知道,人是江淮人,这些人物的身上,无不打上江淮文化的烙印。江淮文化已融入我的血液,所以我说,胸中涌动的是故乡情,笔下流淌的是淮河水,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还有后来写的《对阵》,干脆就是以杨国夫为原型,改了一个字,变成杨蓼夫,霍邱一农夫。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有三部作品直接取材于红色土地上的红色故事,一部已出版,名叫《四面八方》,写皋城解放前夕,四名青年学子的命运选择,先后都投身革命工作,其中的主人公肖卓然,从一个医院院长到一个市的市长,历经坎坷,矢志不渝地要建设一座农民体检大楼,他的理念是,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粮食,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金钱。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等于我们幸福了；我们幸福了,不等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得到幸福……肖卓然的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应该是振聋发聩的。
还有一部小说,创作萌芽更早,叫做《霞飞湖》,以霍邱城西湖退垦还湖为背景,设计了几个基层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秉持共产党员本色,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故事,但是因为离开家乡很久,对于当下的农村生活不熟悉,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一直没有写好。前几年,我又构思了一部小说,主题是红色革命与改革开放,暂名《飘呀飘起来》,框架是两个时空,一是大别山革命者韦梦为独特的革命斗争经历,二是韦梦为的后人、新时代党政领导带领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两个世界两代人,一个初心一种精神,互相打量,亲切对话。韦梦为问,当年我们闹革命时对老百姓的承诺,实现了没有?后人回答,实现了一部分,还有一些仍然需要进行伟大的斗争。这个小说也没有写完,这次回乡之前,突然产生灵感,是不是可以把两个小说合并起来,就叫《初心》,当然,这只是灵光一现,是故乡给我的又一个启示。
文学想象与文化思维
故乡的红色文化和文学氛围,不仅滋养了我,还滋养了更多、更有成就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持本土化写作。前天我查了一下电脑,我为家乡六位作家作过序,其中三篇的标题里面都有“淮河”两个字,譬如为陈斌先作序《淮河岸边的咏叹》,为张烈鹏作序《淮河无弦万古琴》,为黄圣凤作序《淮河的前方是大海》。另外为张子雨作序《比小说精彩的是生活》、为流冰作序《快乐的乡愁》,其作品都是淮河岸边的故事。
插一个小故事,大约是五年前回家乡,我家门前的新华书店搞了一个“霍邱作家专柜”,记得是刘恒滨主席,故意调侃张子雨说,霍邱作家专柜,怎么里面都是贵祥的作品,看不到你们的书?张子雨眼珠一转说,哦,看不到我们的书,那是正常的,我们的书都卖完了。这话讲得俏巴,我很舒坦,家乡的作家都是英雄,家乡遍地文化人,家乡遍地英雄花。
家乡除了发达的文学事业,还有一些值得关注支持的文化事业,比如张玉柱的剪纸,记得三十年前,我回霍邱,陶锦源老师组织霍邱文学青年聚会,就有张玉柱,当时没有搞出名堂,后来听说穷困潦倒,但是他没有放弃,锲而不舍,一直做下去,结果越做越大。还有一个例子,去年我到六安参加文代会,往会场去时,一个女同志从后面追上我,给了我一只泥塑的小兔子,很可爱。这个女同志就是临淮岗的田孝琴,祖传泥塑工艺,用淮河的泥巴讲述淮河的故事,非常独特。
前两年回霍邱,认识一个复员老兵冯克强,这个老战友,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述霍邱故事,搞了一个农具展览馆,收集农具。我去参观过,每一件农具都带着历史的印记,背后都有故事,非常有意义。
我们霍邱,处在鄂豫皖交界处,西南方有大别山红色根据地,东北方是淮河流域,东南方是改革开放前沿上海和南京,融汇了南方楚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但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搞大杂烩,也没有必要赶时髦,我们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特点。文化的价值就在于特点,特点就是差异性,是别人没有的东西。
讲个笑话,十几年前,孙俊同志带我到金寨江店,跟老朋友聚会,老朋友姓叶,爱讲笑话。他让我给他饭店起个名字,我想来想去,最后提笔给他写了五个字,“叶个熊饭店”。他哭笑不得,拒绝用这个名字。两年后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一般。我说当然一般,你换上“叶个熊饭店”试试,这个名字没准真能打响,因为有特色,别具一格,至少比你那个“饭店”强,到处都是“光明饭店”,你那个算啥?
去年六安文代会期间,我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叫《鸟儿在歌唱》,主题是呼吁“诗意地栖居”,强调乡镇文化建设突出特色,另一篇《未名四杰的故乡》,谈到叶集文化发展,我以一个游子的身份,提出以下建议:一、改叶集区为未名区。随着行政建制升格和发展需要,叶集这个地名,已不适合行政区文化建设格局,改为未名区则意味着彰显文学特色,擦亮文化品牌。二、开辟微特区,建鄂豫皖三条街,融合楚文化、中原文化、徽文化,集旅游、商贸、文化产业于一体。三、四加一,白塔贩乡划入未名区,蒋光慈与未名四杰同属一区,便于统筹规划,集中打造,整体宣传。
在故乡滞留的那些日子,我到处游说,逢人就说我的几条建议,家乡包括市、县(区)领导、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家艺术家朋友,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很多人认为可行。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同意我的设想的,帮助呼吁。套用伟人的话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这也是家乡人民的集体意愿。
本版活动现场图片由 本报记者 流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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