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的叙事伦理
皖西日报
作者：彭正生
新闻 时间:2021年11月23日 来源:皖西日报
彭正生
文学艺术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外在形式,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它潜在地有着“为什么人”的价值倾向和文化立场。在蒋光慈看来,如何判定“作家是否是革命的作家”、“文学是否是革命的文学”,首要标准是看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站在什么地位上说话,为着谁个说话”。也就是说,价值立场是检验革命文学的标尺。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初期样本,它却以鲜明的为工农阶级说话、为被剥削阶级立言、为被压迫阶级抒写的立场和姿态落实了蒋光慈的革命文学价值观。
首先,《少年漂泊者》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扬弃了启蒙文学的叙事主体,确立了革命文学的价值主体。现代启蒙文学,不管是以知识分子为叙事主体想象乡村社会(台静农的《拜堂》),还是以知识分子为叙事视点旁观农民生活(鲁迅的《故乡》),农民的形象是沉默的、被动的,他们的人生是被想象的、被叙述的。虽然《少年漂泊者》也是农民的故事,但是蒋光慈切换了叙事视角。蒋光慈采用书信体文体形式——皖西农村少年汪中写给知识分子维嘉的信,讲述了汪中的漂泊史、奋斗史和心灵史。这样,农民首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获得了叙事的主体资格,转变为具有思想与行动自觉意识的叙事者。于是,《少年漂泊者》不再是知识分子写给虚拟读者的,由其想象或旁观的“他者的农民”的故事,而是一个农民自我讲述、自我塑造的文本。
其次,《少年漂泊者》发挥第一人称叙事优势,扬弃启蒙文学的知识分子立场,确立了革命文学的价值原则。现代启蒙文学话语的知识分子化,隐藏着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俯视姿态,表现出知识分子对农民或哀或怒的审视心态,呈现的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不对等的文学生态。《少年漂泊者》以第一人称来讲故事,因此,作为叙事者的主人公汪中,就自然成为小说家蒋光慈价值立场的承载者和代言人。不仅如此,《少年漂泊者》是蒋光慈以亲身经历为原型写成,是蒋光慈的精神自传。这种融合自我写真与文学虚构的叙事形式,更使得叙事者与小说家在价值立场上具有同一性。可以说,汪中就是蒋光慈,是蒋光慈阶级情感、价值立场和革命观念的化身。汪中对地主刘老太爷逼死父母的仇恨,对商人刘松斋拆散恋情的怨恨,对买办陶永清迫害学生的愤恨,对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痛恨……这些,虽然是汪中的内心思绪,显然也是蒋光慈的情感态度和现实生活的积累。它充分显示了蒋光慈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言说的价值立场和阶级属性。
此外,蒋光慈赋予不同阶级身份的人物形象以不同的精神特征,并表达不同的态度,寄托不同的愿望,确认了《少年漂泊者》为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的阶级伦理。《少年漂泊者》塑造了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以工人林祥谦和农民汪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以地主刘老太爷、商人刘松斋、买办陶永清和资本家为代表的剥削阶级,还有以维嘉和乡村教师王先生为代表的知识阶级。小说里,汪中正义勇敢、积极乐观,林祥谦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与之相对的是,刘老太爷残忍不仁,刘松斋见利忘义,陶永清冷漠狠毒,资本家自私贪婪……这些都清晰了然地表明了小说家对属于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物形象的理性认知与感性态度——剥削阶级是反动的、罪恶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进步的。
总之,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党领导下的新文学历史,我们拥有众多的优秀作家,也拥有无数的经典文本,却稀见《少年漂泊者》这样具有特殊价值和双重意义的小说文本。在文学的意义上,《少年漂泊者》是当之无愧的革命文学经典,它被郭沫若誉为“革命时代的前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格局。在政治的意义上,它是那个时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热心追求革命的青年心目中的“指路明灯”,胡耀邦、陶铸、习仲勋等革命家、政治家将其视为认识社会、理解时代的镜子,并从中汲取革命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少年漂泊者》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革命文学范本。
(作者单位:巢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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