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民

　　母亲的一生是那样短暂，刚到五十岁就去逝了，打我记事起，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其实得的病也不是什么绝症，主要是从小就落下的病根，加上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病情得不到及时根治，最终病魔缠身，夺去了她的生命，难怪有人说：什么病都能害死人。回忆母亲那充满艰难困苦，经历无数辛酸，勤劳持家，心地善良和那拖着病身仍在干活的身影，我是永生难以忘怀。

　　母亲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她五岁时亲母就去逝了，后来接了个继母，继母长着一副恶相，非常厉害，可以说是一个虐待狂，母亲自小落下的病根，就是继母一手造成的。有一次继母生的弟弟，刚满三岁，吃饭时小孩拿着筷子，一下子跌倒在地，筷子戳到腮帮子上，出了点血，继母硬怪母亲没有带好他，一把将母亲头发抓住，用筷子往母亲嘴里乱倒，边倒边骂：“炮打的死女子，我看你疼不疼。”母亲满嘴是血，哭也不准她哭，只能忍着疼痛，含着眼泪任继母打骂。到了晚上，继母仍不解气，三九寒天把母亲扔到锅房里，不给被子，也不准穿棉衣裳，对准把她冻死在那里。母亲在锅门里卷曲着身子，冻得浑身发抖，好在锅房里还有点稻草，眼看就要冻僵，这时来了只野猫，钻进稻草里，母亲得救了，她支撑着把猫抱在怀里取暖，这一夜总算没冻死。

　　第二天早上，继母亲发现母亲没被冻死，可能经过一夜气也消了，她让母亲穿上棉衣，继续到塘里给小孩洗片子，也就是这次母亲得了病，先是感冒，后是伤寒，高烧多天不见好转，最后还是自己慢慢好起来的，打那以后，母亲稍有着凉，支气管就会发炎。本来就营养不良，加上继母的虐待，十来岁的姑娘，整天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像一个小流浪女，家里的粗活、脏活基本上都是母亲干，稍不注意就遭继母的打骂。一次母亲看到弟弟手里拿着一个烧好的大红芋，边玩边吃，她就从弟弟手里掰了一半吃起来，被继母发现后，大骂母亲，对她脸掌掴了两巴掌，硬罚母亲两顿不准吃饭。这个家庭实在无法呆下去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我的姥爷)是一位风水先生，他生性懦弱，又经常不在家，母亲经常挨打他也知道，跟继母吵架不但没效果，反而会变本加厉，母亲唯独能去的地方，就是姥姥家(我的太姥娘)，姥姥家也有难处，大舅、二舅先后被抓了壮丁，至今杳无音信，三舅是一个烂腿，走路一瘸一拐的。姥爷去世早，等于姥姥一人撑起一个家。姥姥是光绪年间人，裹着一双小脚，为着母亲挨打，她没少流眼泪，每次看到母亲跑回去，满身的伤痕，姥姥心里十分难受，亲外甥女撇在人家眼下，受尽折磨，她却爱莫能助。有一次她气急了，跩着小脚跑去与继母打了一架。最后母亲被姥姥领回去呆了两年。这两年是母亲最开心、最幸福的两年，也是她童年最好的时光。

　　母亲十三岁的时候又回到家里，原因是继母生第三个孩子时死了，真是恶有恶报。

　　解放后，母亲嫁到张家，就是我家，先后生了四个孩子，一个哥哥,俩个姐姐.我是荒年之后生的，58年到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时期，天灾加人祸，上面要求一律吃食堂，不准家里有锅灶，食堂里的伙食差得要命，别说油、盐了，连吃半饱的米饭都不能保证，还要参加集体干活。60年春上有一天，我父母参加集体干活，把三个孩子留在家里，大姐七岁，大哥五岁，小姐只有三岁，母亲怕两个大孩子乱跑就给锁在堂屋里，小姐得了细菌性痢疾，已有好几天了，身上糟蹋得不像样子，母亲怕给她锁在堂屋里糟蹋人，就给姐姐放在锅门里。大约上午八九点钟，家里起火烧了起来，父母慌忙赶回来救火，干活的社员闻讯后也匆忙赶来帮忙。火是从西头房屋烧起来，等到火救灭，西房屋桁条已烧塌架，这时发现床前有两具幼小的尸体，烧得难以辨认大小了。母亲当时就昏死过去，在场的人看到那个场景都在落泪，无奈在那个自己都顾不了的年代，那还会有更多的同情和悲伤呢。因为天冷，母亲临走时在堂屋里放了一个小火盆给大哥取暖，大姐生病在床上没起来，估计大哥把衣服燃着了，自己弄不灭，跑到房屋里找姐姐帮着灭，结果两个都被烧死了，小姐在锅屋里，躲过了一劫。父母经过残酷现实的打击，悲痛欲绝，这场打击对母亲身体和精神又一次无情的摧残。

　　荒年过后，62年才有我，我的出生，给这个悲惨、凄凉的家庭带来喜悦和希望。我是先天性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三天没有两天好的，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生病时母亲成夜成夜地抱着我不能休息，白天还要参加集体干活。过了几年，“四清”运动开始了，白天干活，晚上开批斗会，四类分子成了批斗对象，我家虽然不是四类分子，但会议都必须参加，母亲本来身体就差，加上天天熬夜，没过一个月，得了肺结核病，打那以后母亲吐血是经常事，唉，这对她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大集体重体力活，母亲无力再干了，只能干点手头活，像锄地、摘棉花、插山芋之类的，挣公分相对少得多。冬天晚上，母亲都要在家里纺线，旁边点个煤油灯，一纺就是大半夜。两只胳膊肿得很粗，她仍然咬牙坚持。

　　大集体时期，家家真是困苦到极点，一年忙到头，秋后分红，只能分到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一天的公分折算只有毛把钱，母亲整天拖着病身，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操持家务，家里每年养一头猪，便是唯一的一点副业了。一天晚上，我上小学回来，看到母亲提着泔水桶去喂猪，走路时歇了好几次，我慌忙帮母亲搭把力，这时我发现母亲嘴上留有血迹，知道母亲又吐血了，忙问母亲是什么情况，母亲只摇头，只讲心里难受。每次吐血就找大队赤脚医生江医生来家里，给母亲打点青霉素，管一段时间。青霉素当时很紧张，还是托我家的一个上海亲戚买的，母亲把它当宝贝一样藏在箱子里。

　　有一次暑假结束，学校开学了，书本费和学费要五角钱，交上钱的学生都拿到了新书，可我家里没有钱，开学两天都没领到新书，我吵着母亲要学费，母亲急得在箱子里乱扒，扒来扒去，最后找出三角钱，这可能就是母亲唯一的一点私房钱了。我拿着这三角钱，还嘟哝着嘴，可我哪知道当时家中的困苦和母亲的心酸呢。我上高中的时候，家里离学校十几里地，学校要求跑校生原则上住校。当时学校条件很差，学生自带米和菜，我基本上一个星期要从家里带一大茶缸子咸菜，菜里放的油都是母亲平时省下来的。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去带菜，家里断油几天了，母亲知道我要回去，油罐子还剩一点点油，她边涮油罐子边流泪。每次回来母亲总是把我的床铺得好好的，换洗衣服叠好，叫我换上或者是带上。家中几只老母鸡生下的蛋，她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留着炖给我吃。

　　197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本县师范，等于鲤鱼一下子跳过龙门，当时别提父母心情有多高兴。这一年也是农村包产到户第二个年头，家里分了几亩田地，父亲在田地干活，母亲在家里搞家务，家里还喂头母猪，头一窝过了十三条小猪，这把母亲乐的，她每天带病坚持干家务，家里生活水平渐渐好起来。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三元农中任教，后来转入行政工作。母亲身体每况愈下，住院、吃药不见好转，最终造成心脏衰竭，于一年秋天去世了。母亲的死，令我十分伤心和内疚，她一辈子没有吃到、没有穿到，没有出过一次远门，最远的只是去三元赶赶集，历经苦难，遭受打击，病魔缠身。家境刚刚才好，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我真是有心救母，却无力回天，我只能在每年过大年和清明节雷打不动地去给她上坟扫墓，去慰籍她老人家的灵魂，也是弥补我内心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