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义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南京后，在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大规模地文化掠夺。88万多册中华文化典籍，就这样落入日本的兽口，这些藏书都被劫到日本国内，有据可查的就有23675种，其中掠夺的私人藏书就达到18315种，至今还有168箱数目不明，日寇搜刮的中国藏书从此也可见一斑了。

　　其实，日寇对中国藏书犯下的罪行何止这些，仅日机对南京的多次轰炸中，就让中央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损失惨重，各地日机轰炸时毁坏的公私藏书，更是不计其数了。1937年11月6日，日机对没有军队驻扎的石门湾进行轰炸时，让丰子恺存于缘缘堂的藏书损失殆尽，连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剃度前送给他的画具、画箱，以及早期作品和照片等，都荡然无存了。

　　说到这里，就让人想起无数文人节衣缩食，辛辛苦苦购置的图书，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不是被毁被烧，就是被掠被抢，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不少名人的藏书，对日寇的两次炮火都没有躲过，郑振铎典衣节食，盈室充栋的近万种书籍，没有毁于1932年“一·二八”炮火的，又全部毁于1937年“八·一三”战火，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如果说这些炮火不长眼睛的话，那日寇对阿英的藏书，就有野兽对绵羊的味道了。阿英的两处藏书一处遭到劫掠，另一寄存友人处的藏书，竟被日军抱来烧火做饭。

　　除了公家的藏书被日寇焚烧和掠夺，私人藏书被日寇焚烧和掠夺的也有据可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宅第被日寇纵火，烧毁书籍207箱，其中有不少是宋元善本和明代刻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陈中凡藏在“清晖山馆”的10万卷图书，300帧字画，在南京沦陷后被抢劫一空;暨南大学教授卢冀野藏书万余册，南京沦陷后遭日军洗劫，无一本幸免;金陵大学教授汪辟疆，在南京晒布厂5号小奢摩馆的藏书，多为善本精椠和初刻原版，光是《水经注》各种版本，就有50余种，这些古籍除了主人少量带在身边外，十之八九尽被掠去，气得主人连自己的书斋都改为“损之又损斋”。

　　当然，这样的事也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哪里有日寇，哪里就有这样的野蛮行径。王统照在青岛的书、何之泰在浙江龙游的书、王香平在湖南的书、曹聚仁在上海的书、冰心在北平的书……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青木实，对当年掠夺中国藏书的亲身经历，四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他于1986年8月17日在日本《赤旗报》上撰文回忆说，当年共动用了310辆次卡车，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88万册图书全部劫运到日本。其中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就有3000多册，其他著名典籍更是难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