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军

　　现代书论思维方式的三个转变，就是从尊古思维到创变思维、从意象思维到分析思维、从依附思维到独立思维的转换，都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家改革开放、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思潮相继传入、文化艺术的转轨与复兴，真正推动了现代书论三大转变。

　　改革开放前，尊古思维基本上占据主体地位，而尊古思维具有求同性、守旧性和崇拜性，缺乏求异、创新、否定和批判的创变精神。主导我国古代书论的是意象思维，它习惯于通过自然物象或再造物象的丰富联想，来形容、刻画、描述作者观赏书法、藏否书家的主观感受，也有把不知、难知的东西作为喻体运用，让人眼花缭乱如坠雾里。

　　固然，理论来源于实践，但不能认为理论从属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一味对实践做单向性的后期整理，就会严重遏制理论自身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处于改革开放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为赶上时代的步伐，书论也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肩负时代使命，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蜕变，寻求一条最根本的解决途径便是书论和书法创作中要有个性张扬的独立思维。

　　传统书法理论中的依附思维，曾经牢牢控制了古代书论，对现代书论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整理性和服务性。遍阅古代书论，相对于创作实践，总是处于落后的被动位置，没有超前性，大多擅长对书法创作亦步亦趋的后期整理，整理一般包括创作经验的总结和书家与书法的评价，如卫铄《笔阵图》、释智果《心成颂》、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等属于经验总结整理，而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张怀瓘《书议》、《书估》、《书断》等属于书家书作评价式整理。清代的碑学理论如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例外。

　　整理对书法创作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进一步促进书法创作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低级走向高级，更有效地宣传书家与书法艺术，扩大书家与书法艺术的社会影响，但对书法理论来说，其依附性太强，缺乏自主自立的东西。

　　与整理性相呼应，服务性也成为古代书论依附思维下的必然产物。服务性主要指关于书法技法的津津乐道。整理性与服务性存在着互相包容关系，整理性也是一种服务性，服务性的技法理论也是一种创作经验的总结，只是整理性所涉内容宽泛(经验总结、书家书作评介兼顾)，服务性相对单一罢了。

　　现代书法理论思维方式由依附思维转向独立思维，最主要的使命在于如何促进自身的体格确立和自身的完善发展等，更加注重强化自身的前导性、主体性、多向性与体系性，就成为势在必然。陈振濂先生曾大声疾呼“理论是创作的前导而不仅仅是后期的整理”、“理论具有独立价值而非创作的附庸”、“理论思维也是创造性思维”、邱振中也主张“理论必须指导创作、鉴赏实践的”等，表明现代书论界在独立思维的支持下，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理论自身的前导性、主体性与多向性。

　　在这三性中，前导性起着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主体性显示理论自身的独特创造价值，而多向性在当今社会起着巨大的辐射功能。为完成这三性的强化工作，独立思维还要求现代书法理论致力于自身的体系性。体系性在传统书法理论不被重视，特别是宋元以来的语录体(如随笔体、题跋体、诗歌体等)书论，根本没有体系而言，而刘熙的《书概》作为古典书论，虽说出了许多极辩证、极深刻的思想语言，但因是语录体，而大大削弱了它应有的理论力量。与此相反，现代书法理论特别重视体系性，体系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辩中初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书论研究，都无不把体系性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尤以书法学研究(如陈振濂主编《书法学》)，更把体系性目标追求推向极致。 (金安区中市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