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民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大集体，农村文化生活相当落后，社员们的奢望就是能看上露天电影或以大队为单位排练的小节目，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也正是电影队刚刚到各大队轮流放映时期。一个大队大概一个半月赶上一场子，遇到阴雨天，时间还要顺延，冬天不放映，算下来一年能放七、八场子吧。

　　电影队老台和小钟名气很大，全区上下大人小孩无人不知道他俩的，老台负责摩电机，小钟负责放映机。银幕安放和影机桌子摆放都由小钟指导杂工去做，我们一群孩子经常伴随着全过程，一直看着他们安装好。那白色的银幕外加黑色的幕边，挂在高高的两根毛竹之间特别照眼，高音喇叭绑在毛竹杆上，老远望去就知道电影队来了。

　　一切调试结束，老台和小钟再三叮嘱看场子的人，不准小孩乱摸乱碰，他俩随着大队干部去农户家吃饭。大队干部安排电影队吃饭，一般都安排在附近生产队社员户里，选择家里卫生条件较好的，主妇又会做菜的，一顿饭下来按照标准计上工分，年终跟大队结算，其实哪一户招待的标准都超过大队给的标准，因为都爱排场，电影队和大队干部来社员户家吃饭是一种荣幸，哪在乎算那些细账呢，虽然大集体生活都很差，自家喂的鸡鸭牲口还是有一点，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都留着招待客人。我家每年都要招待电影队一、两次，年终结算时全年的工分还可超点。

　　学校在黄家庙，每次我看到电影队来，第一时间告诉同学们：晚上要放电影啦。男生、女生都叫我帮留板凳。我都统统答应，到时谁去早谁搬。我家里大凳子小凳子不知道用坏过多少次，每次坏了父亲都自己修。同学们老早就来我家抢凳子，看完电影主动送到家里，我自己经常没有凳子坐，坐在草把上也甘心情愿，心中总有一种助人为乐的感受。

　　可能我跟同学们心情一样，到下午第二节课时心里就开始长草了，急着老师赶快放学。好不容易等到放学，还特地跟老师说晚上有电影，生怕老师不知道。有些孩子干脆不回家了，背着书包跟我一起来到大队部，正赶上调试机子。

　　老台看上去不到五十岁，对小孩很和蔼，一群孩子围着看摩电，他也不烦，还经常拍拍孩子们的头。老台干事很认真，业务也很熟，每次都不紧不慢地操作着，先用油布反复把摩电机擦几遍，然后把导管插在备用油箱里，用嘴猛吸一口把油吸出来，再接到摩电机的油箱里。汽油滴撒在地面上，散发的汽油香味特别好闻，孩子们都粗哝着鼻子闻汽油味。加满油之后，老台用拉绳绕在摩电机的发动盘上，用力一拉，摩电机发出“突突”两声，机子没有启动起来，再拉一次“笃笃笃”响了，全场爆发出孩子们的欢笑声。电来了，我们赶紧去看调试放映机。小钟有点臭头，不让孩子们靠近桌边，我们只能围在远处看。有一次照亮的大灯泡灯丝爆了，小钟逗一群孩子，把废灯泡扔到旁边的草地里，孩子们都慌忙去抢，那个场面真是开心。

　　晚上放映开始了，大队干部总是先对着话筒说几句，安排下面生产队派杂工。第二天送放映机到下一个大队。那时候没有什么机动车，都是靠人工运送，最困难的可能算龙塘大队了。龙塘与我住家双塘隔着一条大河，没有相通的桥，一艘靠人工摆渡的船还经常不能用，送映人员往往要转到很远的路程才能送到我们大队。因为隔着河我们很少到对面的龙塘看电影，最多的是到张店、祖师、三元去看，路虽然远些，但不隔水大人放心。

　　那时看电影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很馋，同一个片子看了一场又一场，尤其是故事影片《地道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上甘岭》，那真叫着迷呀，故事情节、语言模仿都记得清清楚楚，放映的时候，故事情节还没出来，孩子们都大声地绘声绘色地说了出来，大人怕干扰唬着不让讲，孩子们还是情不自禁地说。

　　我们到张店大队看电影，要翻过几道岗，还走一些田埂，吃罢晚饭一群孩子跟着大人一道去看电影，远远望去：漆黑的夜空，一束束手电筒灯光像萤火虫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一个地方。走在路上，大人们之间说着他们的话，小孩们连走带跑一个劲地催促大人们走快些，生怕去迟了。有时不注意一脚踏进水沟里，鞋全湿透了也要坚持看完电影才回家换鞋。每场放映一般都是两部故事片，从晚上七点开始放到十点多钟，大人们也不顾白天一天的疲劳，散影后在回家的路上，三三两两津津有味地品味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孩子们也跟着后面帮帮腔，有时还跟大人抬抬杠。

　　家住大队部旁边真好，除了方便，还有一件趣事，就是第二天大清早起来到场地里捡东西，每次都有附近三、五个孩子在场地里转悠，其实也捡不到什么，能捡到一分、二分、五分硬币。每当捡到一个硬币，心里特别高兴，大声地跟别的孩子说：我又捡到一个。要说我小时侯最喜欢的是什么，我肯定地回答放电影。放电影给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带来许多乐趣，至今还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