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跃渊

　　我与京隆相识、相知55年了!

　　1961年10月，安徽省作家协会成立后举行了第一次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会。那年头搞文学的人很少。15号那天在逍遥津公园合了影，搞小说、散文的人，连省文联专业作家在内，全省也就30来个人。六安地区则是孙枫、王京隆，还有一位刁筠龙，说是有一部长篇的题材，但后来就没了声息。倒是孙枫和京隆一直在文学线上战斗不息。

　　我那时才20岁，是会上最小的一个工人作者。会开了半个月，散会前，我请京隆给我题字。他写了两句话：我们需要雄心壮志，但也需要扎扎实实的劳动。

　　给我的感觉是，字写得很是“扎实”。一笔一划，都很“硬”，端庄而不花巧。

　　真正熟起来，还是第二年的创作会。我自上次创作会一个多月后，就调到属于六安地区的一个农场。农场生活很丰富。我在1962年年终的这次创作会上，就我一年来的“深入生活”为题，做了一个发言，很“火”。后来京隆在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中说：

　　“那时大家把这位老弟看作是一团暖人的炭火，一块透明的水晶。我尤其这样肯定。这以后我们就结缘为友。书信纷飞。频繁接触。什么心里话都朝外掏。”

　　我们接触最多的时间，是1965年3月以后的一段日子。我从农场已经调到合肥晚报，他于此间抽调到省民政厅编写烈士传记。两个单位都在淮河西路，相隔不过两三百米。这年冬天，京隆竟然不声不响地写了一部反映大别山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一声春雷动》，他要我替他謄抄。我当然义不容辞。每天下班后，就在办公室里謄抄他这部16万字的长篇。其实，就在我们抄好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文革”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只是我们当时书生气十足，鼻子不通，依然把它寄给了上海一家出版社。后来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这件事，也只有他知我知。这是京隆的一大损失，也是安徽文学界的一大撼事。

　　其实，在文革前，京隆在上海的《萌芽》杂志连着发了《钟声》等两篇散文，很有影响了。《萌芽》当时相当于青年作者的圣殿，能在上面发表作品是很了得的事。他其间在我编的报纸副刊上也发了不少散文。印象深的有一篇《武昌城下》，写寿县烈士曹渊。曹渊是叶挺的爱将，在攻打武昌城时，他给叶挺立军令状，最后署名曹渊时，一颗子弹射来，曹渊倒下，那个“渊”字的最后一竖拖得很长，此件现在保存在武汉的一家博物馆里。其中还有一篇《河边》，是儿童文学，我用稚嫩的笔触写了两个儿童体，并且画了个题图：两道弯曲的水波，几块不规则的小石子。我一直至今还保存着这个题图。我后来没来得及问他：文革前发表的这些散文，何以未能收到他的散文集《大野》呢?是那些资料都找不到了吗?

　　京隆在民政厅编写烈士传记的工作得到厅领导的认可，要将他正式调来。这对于一般在大别山工作的人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但是京隆竟然拒绝了!他爱大别山的山山水水。

　　1968年的2月，他和好友吴沛然来看我。我在21日的日记中记道：

　　“京隆和沛然在这里，倒成了反客为主。他们买米，买肉，买菜，自己做好饭，就等我开罢会回来吃……”

　　我那时年青，饭量大，粮票不夠吃，南来北往的狐朋狗友又多。按海涛兄的话说，我那“狗窝”几乎是“国际旅行社合肥分社”。京隆和沛然就在我的狗窝里呆了一个星期，反而自带粮票又买米，不但没给我增加负担，还给我带来许多方便，更重要的是，给我节约了粮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有了两间小平房。外间置一个沙发，除去白天待客外，晚上还充作南来北往过客的“小床”。但是京隆来时，我们未让他睡在外间的沙发上，而是请他睡在里间。房间有一大一小两张床;按说他一个人可睡在小床上的。但是不。我们让他一人睡在大床上，我们夫妻俩带小孩则拱在一张小床上。坦率地说，就连自家的兄长恐怕也享受不到这样的礼遇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都爱上了散文诗。我弄到一本柯蓝的《早霞短笛》。我如获至宝。抄。往本子上抄。有时，他拿到金寨，接着，我又要了回来……就这么反反复复地传来传去。

　　我对散文诗仅仅是喜爱，而京隆，则是酷爱!而且一下就扎扎实实地“扎”了下去!而且这一“扎”就扎了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

　　京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扎扎实实的，有板有眼，很认真。他说他要学二胡了，他就跑到合肥买了一把好二胡，从此就认真学起来，直到把二胡拉得很动听;他说他要看点理论书来武装自己了，他就有计划地认真一本一本地看起来，使他后来的散文诗创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有一年，他患了肝病，他到朋友家吃饭时，他必定要用开水烫一烫碗筷。我们都说，不必了不必了，那他是非坚持不可;后来病好了，他坚持锻炼身体，在金寨县文化馆的广场开始跳舞。他应该算是广场舞的首创者，一直坚持到80多岁!有年夏天，京隆来信说：溽暑来临，人搞得昏昏沉沉。唯有两件事不变：一气功;二跳舞。留得青山在，不怕不发青。

　　他对跳舞作为锻炼身体是一直坚持着的。这个广场舞也应该是使他延年益寿了的。

　　2012年10月23，是重阳节，京隆过80大寿。他先前告诉了我，我就先写了个大“寿”字，并装裱了一下，在祝寿的人员中又加上了周志友、周根苗等友人。那天，我拉上了老友袁之胜、罗尚文，从六安又接了徐航夫妇，一齐赶到金寨给他祝寿。陈斌先也从霍邱赶了来。我们热热闹闹地给他过了生日。

　　2014年的夏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张包裹单，是书。一般的书不都是送到小区的传达室吗?京隆寄的是什么书?沉吗，还要我到邮局去取?还好，并不沉，是8月号上半月的《散文诗》杂志。扉页就是京隆的微笑。京隆一直坚持着他的散文诗创作。在中国文学中，散文诗似乎是一个“弱势群体”。四句小诗能获得全国大奖，而优秀的散文诗却登不上文学评奖的大雅之堂。这对散文诗这个文体是不公正的，也是对京隆不公正的。散文诗几乎被边缘化了。京隆似乎也被安徽文学界边缘化了。是啊，谁还会记得你这个80多岁的山野老翁啊!但是，中国的散文诗界记得他!京隆的主要作品有《大野》(散文集)、《滩音》、《白色鸟》(散文诗集)。先后有20多篇作品收入各种选本。2006年《中国散文诗》将他载入中国近20年散文诗发展“有代表性”的12位散文诗作家之列。

　　京隆远离闹市，远居深山，如一丛杜鹃，自开自落，从不去争风就俗;京隆像一头老牛，一年到头默默地耕耘，从不为自己的收获而自视甚高。京隆是个率真的人。于人于事，毫无戒备，坦诚直言。他不懂得迂回、曲折、心计与权术。在这个功利世界上，京隆可能是一个无能的人，但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像他的“白色鸟”一样，沉默地飞翔，沉默地洁白，宁静地流动，宁静地升华。

　　京隆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