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卫国

　　不少外地的朋友也明白，六安不应读“六(liù)安”，而应该读作六(lù)安，但为何这么读?少有朋友说得清，许多本地人也一样。这虽然是老话题，但仍有必要阐述和讨论。

　　首先，六安之“六”缘自上古时代的皋陶。《史记·夏本纪》记载“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司马迁所说的“六”，便是今日“六安”之由来。翻翻黄山出版社出版的《皋陶与六安》(第二集)里约80篇专著，涉及到六安地名读音的，几乎一致认为应读作“六(lù)安”。多数学者认同，“六”通假“陆”;“六”地，一般解释为水边的高地。同时，今人应看到，在上古大禹治水时期，皋陶部落为何要来“六”，其后裔代代守护着这片土地，自然与六安自然环境以丘陵高阜等“高平之地”居多，利于生产生活有关。还有是，皋陶作为东夷部落的首领，应是崇拜数字上的“六”，而“六”的古音和几个相关地名的方言均读作六(lù)。

　　其次，六安地名是从“六”、“六国(录国)”、“六安国”“六安州”的历史延续而来。“六国”作为一个方国，在商朝的甲骨文和周朝的青铜器铭文中均有多个实物为证。一般认为，它的历史有1000多年，历经夏商周三代，直到公元前622年被楚国所灭。现位于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鹭洲社区(原三女墩村)的东城都遗址很有可能为古六国都城。据最新考证，现遗存城内文化堆积覆盖区面积约23000平方米。郭沫若在《两周金辞大系考释》考证录伯簋盖时曾指出：“录国殆即《春秋》文公五年‘楚人灭六’之六，旧称皋陶之后，地望在今安徽六安县附近。”从六至六国(录国)的君主，史籍记载有名可查的不少于五位，即仲甄、子贞、子辑(写法为去掉“车”)、釐王、录伯(伯后一字为“上戈下冬”，读音念作“终”)，“录伯”是“古国延于周者”之一。西周中期周穆王时“录伯”被郭沫若释作“六伯”，并得到文史界较为一致的认可。因此，从读音上分析，肯定不是读六(liù)了。湖南历史研究所著名学者何光岳先生在其《六国考》中有其详细论述，本地学者也有相关论著。

　　三是六(lù)安读音传承几千年，乡音绵绵情深。从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在平定纷争、赐名“六地平安，永不反叛”置“六安国”，并任命首任诸侯王刘庆算起，六安地名延续至今已有2137年。秦汉时期，六地最有名的人物是英布，在其任九江王和淮南王时，均“都六”。六安地名读作六(lù)安，既有历史文化因背景，也有民俗习惯传承。从古籍《说文解字·卷十四·六部》(六之属皆从六，《文韵》音“力竹切”)，到现代的《辞源》、《辞海》，均注有六(lù)的读音，为多音字;“六”既用作数词，也用作地名词等。再从地方有声媒体发展历史看，无论是1952年成立的六安人民有线广播电台和1985年成立的六安电视台，播音员、主持人都把六安读作六(lù)安，而没有念成六(liù)安的。想来本地媒体的读音是有依据且得到多数当地人认可，乡音约定俗成，否则难以持久。

　　六安地名读作六(lù)安，有着悠久文化的内涵和民俗方言的外延，这个地域文化传承不应在我们这代人的口中改变。同时，地域历史文化传承是个大课题，大家都有责任。因此，希望相关单位和公民可以从具体事入手，如在制作交通标识牌、各种印刷品、广告中如有注音的皆应注明“六(lù)安”，平时说话和对子女、学生教育中尽可能念成六(lù)安。诸如此类，诸君同心，为传承六安地名文化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