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静

　　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金寨县人。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参加赤卫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干事，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在鄂豫皖苏区，徐立清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徐立清随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攻克巴中县城后，他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加了发动群众、建立中共党组织和建立红色政权、地方武装以及扩大红军等项工作。2月，他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十二团党委常委，参加了争夺八庙垭的战斗。5月，调任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二师党委执委，参加了杀牛坪之战。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统率下，取得了反敌“三路围攻”战役的胜利，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徐立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为了全面搞好第四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徐立清主任的指导下，第四军政治部还先后编印了《红星》、《红旗》、《赤化全川》、《红光》等小报。经过为期三个月的整军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增强了战斗力。徐立清在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强调建立人民军队新的官兵关系，主张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和随便惩罚士兵，这在当时部队中有较大的影响。

　　1934年5月，徐立清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9月调任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他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刘湘等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六路围攻”战役，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5年春，他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西渡嘉陵江后，部队行进在川北的崇山峻岭之中、悬崖陡壁之上，很容易摔下山崖。他看到林月琴率领的妇女工兵营每人身背五六十斤重的东西，行走非常困难，就让自己带领的红军战士帮她们背。当时经常下雨，路面很滑，稍不注意就会掉入深谷。遇到危险路段时，他命令战士们身贴石崖，紧紧地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下雨时，他让大家躲在石洞、崖缝或大树下，自己总是站在最外面，还风趣地说：“淋淋雨，清醒清醒，挺痛快的。”其实他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过了北川河谷后，他鼓励妇女工兵营的指战员们说：“我们终于渡过难关了，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当听说将同毛主席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时，他非常高兴，发动卫生部门准备慰劳品送给中央红军。

　　自发动强渡嘉陵江战役起，红军部队日日夜夜行军打仗，环境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缺医少药。他想方设法做好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卫生系统指战员的积极性，同时高度重视团结、利用老中医和俘虏医官，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发挥技术专长，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服务，从而改进了长征中的卫生保障工作，受到总部表彰。

　　第二次过草地时，粮食、医药更加困难，徐立清发动全体医务工作者动脑筋、想办法，沿途采集中草药，厉行节约用粮用药用料，后来又杀掉自己的乘马分给大家吃。一位来自安徽的红军干部不忍心看到许多人被活活饿死，就打死了一头来路不明的牦牛给伤病员，张国焘知道后却下令枪毙了这位干部。对此，徐立清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张国焘制造分裂，10月间竟发展到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徐立清对张国焘大搞“肃反”等一系列极左的政策和做法早就不满，更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他认为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团结总比分裂好，因而抵制张国焘一伙的欺骗宣传，对红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和伤病员一视同仁。在听说党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而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时，他更加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积极主张共同北上。

　　1936年7月，他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兼总医院政委，随部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第三次通过茫茫草地。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对徐立清在长征时期的卫生工作评价说：“医院工作是最困难的工作，是政治工作中最难作的事情，尤其当时环境恶劣，战争失败，又无后方，在物质条件万分困难的条件下，更不容易担负这个工作。徐立清任卫生部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时，遇着这个极为困难的时期，而他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渡过了难关。”

　　1936年10月下旬，红西路军两万余人渡过黄河，开始更加悲壮、艰险的西征。由于红军长途远征，任务多变，缺衣少食，敌众我寡，西路军在作战中损失惨重。徐立清带领西路军总卫生部机关、医院和大批伤病员，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夜里，一边突围，一边救护，收容伤病员。在几个月的雪地行军中，他们饿了吃雪，渴了也吃雪。他带领干部和医务人员不畏艰险，克服困难，想方设法照顾抢救伤病员。没有消毒药水，他们就用盐水雪水;没有纱布，就撕开自己的衣服为伤病员包扎，尽力护理好伤病员。

　　在西路军走投无路时，徐立清又临危受命，以必死的决心和勇气，带领卫生部的伤病员和部分家属1000余人编为游击支队，向西线山区行动，主要是吸引敌人，分散游击，掩护残余的战斗部队突围。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与敌周旋，艰苦备尝。部队打散了，他与妻子也失散了，后被敌人抓住。敌人多次对他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出卖秘密。后来，在他的提议和组织下，被俘人员成立了狱中党支部，与敌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1937年7月，在国民党把他们押往西安的途中，他寻机逃走，在镇原找到红军援西军政治部，回到党的怀抱，坦然接受党组织的审查。

　　抗日战争时期，徐立清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全军唯一的一名正兵团级干部主动要求不授上将军衔的人。毛主席称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