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庆

　　王伟 摄

　　皋陶像

　　我市出版《皋陶与六安》论文集

　　去年5月30日由光明日报社、省社科院主办，市委宣传部等承办的皋陶法治思想和法治中国建设研讨会在我市隆重召开(注)，令“封于六、葬于六”(《四库全书》)的司法鼻祖皋陶备受尊崇，使广大皋陶研究者倍感任重道远。因此，不揣浅陋且对皋陶法治思想作点探析。

　　众所周知，皋陶历经尧舜禹三代。此前为氏族社会，其内部纠纷由全体成员仲裁解决。传说“祝融氏无所作为，未有耆欲，刑罚未施”;“神农之氏，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到“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到尧舜时期，部族之间的矛盾愈加突显，形成“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四凶”作乱的局面;在部族内部，由于极其严重的水患灾害，导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失序，黎民阻饥。面对各种尖锐激烈的矛盾，“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古本竹书纪年》)。

　　皋陶受命于危难之秋，是如何作刑的呢?

　　早在1997年5月，全国首届皋陶文化研讨会上，许多先秦史和法学专家都指出：皋陶不仅是司法鼻祖，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政论家。因此，皋陶作刑必然要以他在《皋陶谟》中阐述的德政思想为指导，确定刑法宗旨，执刑原则和根本目的。

　　皋陶以“允迪厥德，谋明弼谐”为宗旨，即以遵循并弘扬帝尧的道德，同心同德实现治国谋略为宗旨。

　　帝尧的道德是：“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明于变时雍”(《尧典》)。即帝尧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宽厚温和。能弘扬崇高的品德，亲近同族的人，表彰有才德的人，协调各部族联盟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这如同一束火炬，照亮了皋陶制刑的思想。

　　据说皋陶曾以独角兽判案，享有很高声誉。因为上古社会是一个敬天事神、卜筮盛行的时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各部族都广泛采用神明裁判。这种刑审制度在比较法制史上称为触审制度。

　　皋陶发现了触审制常常导致冤案错案，容易伤及无辜，有损帝尧之德，便断然废除。宁汉林先生认为《皋陶谟》中“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的含义是皋陶废除了触审制，要求执法者，不能贪图享受，必须严肃恭谨，明察是非;“方施象惟明”则是益和稷对皋陶废除触审制度、施用象刑的最早称赞。皋陶的这一重大变革，使刑审由神断变为人断，为后世尊重人性以证据定罪的刑审制奠定了基础，是刑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原始社会后期，各个部落内部已普遍存在习惯法，对于渎神和犯禁等行为，有的部族比较宽容。如《三国志》记秽南族“其邑洛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就是用奴隶、牛马作为罚责的赎金;扶余族“盗、窃一，(鞭)责十二”;《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人“重兵死，以累世战殁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有的部族则采用极端手段。如《吕刑》称“三苗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对此，颛顼“报虐以威，遏阻苗民”;“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舜圣德聪明，建法(《通典》·刑一》)。

　　舜所建之法，即皋陶废除触审制后，在习惯法的基础上修订的五刑。

　　有专家说，皋陶的五刑是《国语·鲁语》记载：大刑甲兵，次斧钺;中刑刀锯，次钻笮;薄刑鞭朴。“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不是皋陶的五刑，只是刑分三等五次，颇与皋陶时代实际接近，应是皋陶制刑前的五刑。笔者倾向多数。此前，“兵刑合一”，黄帝和颛顼都曾大刑用甲兵;到了虞舜时代，大臣已有分职，兵刑也已分家，皋陶作士，具体职责就是：“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尧典》明确记载，皋陶的五刑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唯刑之恤哉。”

　　“象以典刑”即制定象刑作为常刑(法)。《汉书·刑法志》称：“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看出皋陶废止了习惯法中滥杀无辜的极端做法，吸取了宽容的做法，只是象征性地给以警示，使人明耻，改过自新，体现怜悯爱人的德性。诚如《通典·刑3》所云：“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于爱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朴淳，事简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略可知。”

　　“流宥五刑”,是对原要施以伤残肢体的墨、劓、剕(刵)、宫、辟等肉刑的一种宽宥。皋陶即使对本当处以极刑的“四凶”也未动刀锯、未用钻笮，而是一律处以流刑：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并使三苗“幡然来归”，达到了弘扬帝德、“协和万邦”的目的，推动了部族联合，促进了社会进步，维护了中央集权。

　　“金作赎刑”，是处理部族之间争执和纠纷的一种刑罚：理屈者出金(铜)以赎罪来替代刑法。从而调解了部族纷争，推动了部族联合。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官刑鞭扑俱用，施于办事不力、犯罪较轻者;扑刑是对于“不勤于道业”、不尊老事亲的学生轻微责罚。意在警示官吏恭谨勤政，警示学子勤学孝亲。

　　“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一般释为：眚、过失，灾、害，肆、缓。意即：对偶然或过失犯罪者要宽大赦免，而对怙恶不悛者则施以极刑，其中当然包含着对改恶从善也能从宽。同时也有专家认为“眚灾肆”，实指血亲复仇杀人列尸分解而食。当时，水灾成患，皋陶执法，对迫于饥荒而抢掠、杀人、食人的罪犯给予赦免，即“眚灾肆，赦”.但不允许再犯，如再次恃强抢劫、杀人、食人者便要处以死刑，即“怙终贼，刑。”两种解释虽有不同，但都能看出皋陶“察与人情”，明断是非，尽量想着从宽，盼人改过自新。

　　为了保障五刑正确实施，皋陶首创并严格执行几条原则：一、执法者必须“慎乃宪”(《史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即必须严肃谨慎，严格地要求自己，以宽厚的态度待人，使大家都贤明起来，忠贞执法，弘扬帝德;否则，处以鞭刑。皋陶本人就是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以用权——“思日赞赞襄哉”的典范。二、必须德教礼刑并用。皋陶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意即从五种伦常关系的教育入手，从而改变“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局面;同时，以五种礼节规范社会秩序，使君臣之间互相尊重;如果人们能接受教育、遵守礼节，就要给予表彰;否则，就要用五种刑罚分别给予惩处。从而开启了重视教化，崇德重礼，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先河。三、一定要“唯刑之恤”。唐代孔颖达释其义是“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中”即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只有心忧百姓，恐伤无辜，才会慎重又慎重而“得中”。皋陶提出的“五刑五用”的刑治观，即要求在刑狱决断时，不可过也不可不及。这种公平公正、刑罪相当的论点，以及五刑在具体运用实施时的一些慎罚从宽的做法，都是刑恤得中的思想，百姓备受恩德。历代对此评价甚高：舜称“民协于中”、“允折厥中”;《吕刑》赞“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史记》：“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恶也”;《淮南子》：“听狱制中者，皋陶也”……四、必须“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为了贯彻宽与简的原则，他第一次提出处罚罪犯不要累及后代，而赏赐可延于世。即“罚弗及嗣，赏延于世;第一次提出同罪不同罚，“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过失犯罪，可以从宽，故意犯法，则要从重;第一次提出对于疑罪案从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第一次提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伤害无辜的人，宁可放过犯罪的人。真是条条见宽，此条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瞆、令人沉思;确是字字闪耀着“好生之德”、“唯刑之恤”、慎刑、轻刑、无刑的思想光辉。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皋陶立刑，不是想着如何惩罚用刑，而是想着如何从宽从缓、不惩不罚不用刑。这种“刑期于无刑”的根本目的是：“在安民”。

　　皋陶的安民观，源于对民众的敬畏，源于对帝尧道德的深刻领会。他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意即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表彰好人、惩罚坏人都是依据民众意见。上天和下民是通达一致的。我们要有颗敬畏心，恭敬地处理政务、谨慎地执法断狱，才能保持住国土。

　　皋陶的安民观辉映着皋陶的宽恤之刑。它字字闪耀着尊重人性、珍惜生命的光辉，句句饱含忧念苍生、以人为本的真情，条条体现治国安邦、“谟明弼谐”的理念。天下百性受到了教化，懂得于礼仪，知道了廉耻，得到了刑罚的保护，提高了道德水准，获得了许多恩惠，因而感恩尧舜，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这是“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源头，这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发祥，历代多有赞誉。舜：“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无刑……时乃功”;禹：“安民则惠，黎明怀之”;《夏书》：“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容成氏》：“三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四库全书》：“为虞氏而天下无冤”;王充极为赞赏：“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皮日休顶礼膜拜：“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契”;清代诗人徐国显唱出代代礼赞：“英英灵气尚如新，虞夏而还见几人;共向当年推执法，宁知衷曲在安民”。

　　我们一路探讨皋陶建法立刑的背景、宗旨、原则及目的，欣喜地看出其法治思想自然呈现，照彻今古。

　　皋陶的法治思想是他德政思想的具体运用和表现，因而宗旨宏伟，举措得力，目标明确。在历史上，皋陶第一个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首倡礼法相依，道德教化和法制手段并用，为实施德政提供有力保障，为社会安定、和谐与繁荣保驾护航;他严肃要求执法者必须严肃谨慎，公正、公平，重视教化，“唯刑之恤”，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安民”。可见，其宗旨、举措与目标，三者高度统一，相得益彰，相映生辉，相辅相成。我们与之虽遥隔时空，似乎仍能感受到皋陶一切为了德政，一切为了民众的赤诚之心在跳动，似乎仍能听到舜的称赞：“时乃功，懋哉!”真不愧为司法鼻祖。

　　探析皋陶法治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全面依法治国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因为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所以，用现代意识和科学理论赋予皋陶法治思想以时代内涵以及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时去中华文化寻觅“根”和“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开宗明义，把坚持党的领导列为首要原则，习近平说，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人民利益所系，幸福所系。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事关人民利益、社会稳定和党的威信。历史证明，凡法治昌明、司法公正，就国泰民安;反之，则国乱民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诚：“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依法治国，关键在人。习近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王歧山指出：要借鉴我国古代为政以德、礼法相依、德主刑辅、管权治吏、正心修身等历史经验和思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道德教化和法制手段兼施，才能实现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以民为本，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通过以上几点粗浅分析，即可看出当代法治中国建设从皋陶法治思想里吸取了丰厚滋养。我们怎能不更加自豪地深入挖掘和萃取皋陶法治思想之精髓，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法治中国建设助力、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