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奎

　　近几年，原本很少被人提起的台静农先生在大陆声名鹊起，2012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了台静农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同时举办台静农先生书画作品展;2015年，在台静农先生逝世25周年之际，北京匡时2015夏季拍卖会特别推出了“龙坡遗珍——台静农作品及藏品专场”，近400件台静农藏品与作品，共拍出两亿多元;2016年1月7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台静农全集》(共13卷)，在北京发行;《台静农书画全集》也即将出版。这位在20世纪20年代就以小说《地之子》、《建塔者》等著作奠定其现代文学地位的乡贤，其书法艺术的造诣也斐然于世，可圈可点。

　　台静农，1902年11月23日出生于霍邱县叶家集(现六安市叶集区)。叶集地处两省三县结合部，犬吠惊两省，鸡鸣亮三县。历史上由于史河之利，被徽商看中，从明代就开商立埠，曾经设立六大商务会馆，那时候，史河里帆樯如林，官道上车轮滚滚。商业的发达促进文化的繁荣，使叶集成为文藻之乡。台静农的父亲台佛岑在天津直隶法政大学堂读书，后来在外从事法律工作，家道还算殷实。台静农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包括书法基本功，受其父亲的影响极大。镇上的私塾先生，往往要靠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安身立命，装点门面，各大商号的账房先生也靠毛笔记账，社会上书面信息传递毛笔也是唯一的工具。这样的环境，台静农耳濡目染，打下了书法的童子功。这种童子功往往会伴人一生。台静农一手颜真卿的底子很扎实，这一点从他的书稿中不难看出。后来，尽管他有较长时间不专心于书法研究与练习，但幼小时期练就的功夫会打下深深的烙印，这对他以后的书法成就肯定大有裨益。

　　台静农一生师友如云，且个个都是某方面的巨擘、翘楚。当年在叶集读书的师长，留下的资料不多，我们很难考证了，那我们就从他进北大旁听开始，直到在台湾最后的日子，把他所交所处的师友简单了解一番，看看一个大师的成长过程中都有哪些奇遇。

　　1922年9月，台静农从汉口中学肄业，直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生资格，与董作宾同学，其后又结识了读哲学系的庄严和读法学系的常惠(维钧)。董作宾(彦堂)对中国甲骨文的研究有卓越贡献，并显赫于国际间，学界把他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庄严(尚严)也是著名书法家、教育家、博物馆学家，书法“二王”，善写瘦金书，推重赵松雪，喜汉隶、魏晋石刻，对好大王碑鉴研极深。1931年在北京时，曾与王福庵、台静农等人组创圆台印社。1948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后定居台湾，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1924年，台静农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就读，当时所中师长有陈垣、马衡、沈兼士、刘复等学者，更有李大钊、王国维、陈寅恪等学界泰斗，正所谓名彦隽流，极一时之胜。

　　陈垣，一个自学成才的传奇人物，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善行书，如启功先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每下笔时，都提防着别人收藏装裱似的”。其书作字体飘逸潇洒，俊秀精美，一气呵成，疏朗有致，实为书法珍品。

　　马衡，一生精研金石六书，长于篆法，故余事治印，整饬渊雅，直追周秦两汉，深得法度，继吴昌硕之后被举为西泠印社社长。他从1925年起，直到1952年调离。他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整整27年，其中担任院长19年。其翰墨篆、隶、行、草皆精，具商周金文遗韵，书风古雅，自然天成，将笔墨与篆刻相揉合，深得碑法，风格独特，盛名享誉海内外。

　　沈兼士，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字学大师，与次兄沈尹默、长兄沈士选先后同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国文教授，皆具盛名，时称“北大三沈”。1921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大学问家冯友兰、周祖模都是他的门生，台静农也不例外。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语言学外，他的书法也别具一格，虽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但更多瘦劲之趣，少甜熟之累。当年鲁迅编《北平笺谱》，曾请他题签，可见他书法的功夫与名望。

　　刘复，一般人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说他就是刘半农，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没有几个不知道他的，一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如泣如诉、哀婉动人，又浪漫清雅、令人动容;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首创“她”、“它”二字，说来无人不晓。他和刘天华、刘北茂兄弟三人时称江阴“三刘”。天华、北茂俱为音乐大师。刘半农的书法也颇有成就，一手行楷，自成一格，李大钊的墓碑就是由他所书。

　　更值得一提的是，台静农在北大读书期间，曾投师于沈尹默门下，书艺自然得到大师指点。沈尹默，何等了得!他早年即拥有“民国帖学第一”的封号，当时碑派旗手是声振寰宇的康有为，沈尹默后来也刻苦研习碑学，篆、隶、楷、行、草一脉相通，清润中见汪洋浩瀚之势，有评论说：“笔情墨意超越其同乡赵松雪，直逼米芾阶下，比于右任的宽博潇洒似更胜一筹”，遂在20世纪中国书坛确立泰斗地位。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说，他就是启功。启功与台静农因公事相识，却因学问相知，彼此欣赏，视对方为终身挚友，哪怕各自分居海峡两岸40多年，心仪依旧。当年已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慧眼识马，聘启功到辅仁大学附中任国文教师，后调大学部任教。那时候，台静农已经荣任副教授，并兼任校长秘书了。因缘相聚，遂成莫逆。闲暇之时，启功喜欢到台先生那里喝茶聊天;台先生也乐意随启功到清室书画大家的王府里欣赏字画，切磋技艺。当时，启功在临摹赵松雪的字，台先生不以为然。一次，他论及王梦楼，说其字“侧媚，少筋骨，不可取”，启功悟到赵松雪实际上也同出一源，从此，决意改弦更张，终于练就了骨立神清、煌煌呈自家面目的启功体。台先生通达事理，言之殷殷，启功视其为终身良师。他们的交流，亦师亦友，书艺俱进，终成双璧，在海峡两岸熠熠生辉。

　　鲁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年未名社的掌门，我们只知道他那杆笔是他的“投枪”、“匕首”，文笔犀利，与一切丑恶的东西决战;殊不知，他的书法造诣一样的是一面旗帜，有人评他的书法作品为“民国第一行书”。作为未名社骨干之一，台静农与鲁迅的关系甚为密切，过从频仍。资料记载，自1925年4月27日至1936年10月16日，台静农拜访鲁迅先生29次，致函74扎，赠书10余种。鲁迅访台静农9次，复信69封赠书20多种。鲁迅指导台静农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在书法艺术上不可能不对台静农产生积极的影响。

　　还有李大钊、王国维、陈寅恪，哪一个不是书法大家?在北京期间，台静农身边的老师、同学、乃至像启功这样的半生半友，他们人人都是大学问家，同时，个个都是书法大家。难怪有人说，民国时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期，国家乱成一锅粥，百姓难以讨生活，唯独在文化上百家骈臻，各个门类，大家、名家扎堆地涌现，他们都身怀绝技，独树一帜，构成群星灿烂，彩霞满天的近现代文化天幕。这样的书法环境、书法氛围，浸淫其间的台静农，几乎在同一时期，有缘与“鄞县五马”中的马衡、“北大三沈”中的沈尹默沈兼士、“江阴三刘”中的刘半农、“二周”之中的周树人(鲁迅)、“甲骨四堂”中的王观堂董彦堂同校共处，或师或友，有的是亦师亦友，这种因缘际会，不是谁都能赶得上的，但是，台静农赶上了，耳濡目染，熏之陶之，不会无动于衷，尽管那时候他以文学创作为主，甚至间断了书法研练。现如今流行“傍大腕”，只要你能登堂入室去给哪个名流叩个头、题个签、作篇序，你就立马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癞蛤蟆变成白马王子，台静农那个时代不时兴这个，那是一个讲求真金白银、真枪实弹、真才实学、真材实料的年代，没有这“四真”，你连门都摸不着!

　　台静农在北京期间，由于思想激进，为当局所不容，曾遭三次牢狱之灾。1936年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聘请台静农为中文系讲师，山东大学原是国立青岛大学。离青岛不远的平度大泽山区有座天柱山，多摩崖石刻，其中，郑文公碑最负盛名。《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当时郑道昭是兖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台静农在授课之余，曾亲临平度，考察《郑文公碑》，汲取书艺营养。

　　1937年7月4日，台静农由青岛回北平度假，3天后抗日战争爆发。当月30日日本鬼子占领北平。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无以为生，挨到1938年，台静农携家眷十余口避难于重庆江津。在江津期间，台静农又因缘际会三个影响他半生的大家：沈尹默、张大千、陈独秀。

　　中国历代书法家自清末何绍基后，收入《辞海》的仅只沈尹默一人而已。这样一个书坛顶尖级的人物似乎与台静农有不解之缘。台静农在北大时就向沈尹默请教书法之道，受益匪浅。抗战期间，沈尹默也来到重庆，巧的是他们同时避难于江津白沙镇，台静农再一次得缘向沈尹默请教，而且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在白沙，一开始，台静农偶临王觉斯，沈尹默很不以为然，认为王字“烂熟伤雅”，不可学。台静农在沈尹默指导下改学明末书家倪元璐，恰巧，台静农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胡小石处得到倪元璐的影本，台静农对“格调生新”的倪字情有独钟，从此，台静农与倪元璐难解难分，终其一生，台、倪融为一体。

　　台静农与张大千，相识于抗战前，相交与抗战间。1976年，张大千归居台湾以后，两人交之弥笃，此是后话。他们相识于南京，那时，张大千任中央大学教授，常在张目寒家落脚。张目寒与台静农为同乡好友，当年，就是张目寒把台静农引荐给鲁迅的。在南京，张目寒又把台静农介绍给张大千，二人从此相识。抗战爆发后，张大千回故乡四川，台静农在江津白沙女师任教，课余，正在沈尹默指导下苦习“倪字”，张大千知道后，就把自己收藏的倪元璐双搨本和几幅倪元璐的真迹，慷慨相赠。台静农视为至宝，遂“为之心折”，师之几十年，终成正果。

　　台静农在白沙期间另一奇遇是结识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陈独秀到江津时已是英雄迟暮，生活落拓，但是，大英雄就是大英雄，真名士自然风流，政治上的失败摧不夸他的精神，掩盖不了他旷世学识的光华。

　　陈独秀乃沈尹默的诤友，沈尹默之所以成为书坛泰斗，陈独秀功不可没。陈独秀的功不在“捧”沈，而在两次“贬”沈。沈尹默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他早年虽有书名，但馆阁习气难除。1907年，沈尹默受聘浙江高师，结识青年诗人刘季平。刘自号“江南刘三”，侠肝义胆，常有奇行。当年，那个出版《革命军》一书的邹容，因愤于清政府迫害章太炎，自动投案，被毒死狱中，遗体弃置荒冢。就是这个侠肝义胆的刘三，值杀身之祸于不顾，把邹容遗体偷运回自己的住所黄叶楼。章太炎为此感慨道：“刘三真义士，愧杀读书人”!1906年重阳，刘季平邀沈尹默和哥哥沈士远到他家小酌，沈尹默即兴赋诗，《题季平黄叶楼》：

　　眼中黄叶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

　　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

　　刘三得此好诗，立马请沈尹默写下来，贴在书房里。几天后，他在日本成城学校的同学陈独秀来访，看见这幅字，遂向刘索取沈尹默的住址，第二天，陈独秀敲开沈尹默的门，大声喊道：“我叫陈仲甫，昨日在刘三家看到你的诗，诗作得好，字则其俗入骨!”沈尹默头一回遭此棒喝，十分尴尬。但是仔细反思，觉得来人所言极是，自己的字馆阁气息太浓，确实算不上好字。50多年后，沈尹默回忆陈独秀的“酷评”，仍感到“音容如在目前”。从此，陈独秀成了沈尹默的诤友，时相过从。

　　抗战期间，飘零落寞的陈独秀和沈尹默在重庆以外取得联系，沈尹默以诗相赠，陈独秀依然认为沈尹默的字没有太大的突破。他在写给沈尹默的弟子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而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下也。尊见以为如何?”沈尹默在抗战胜利后，辞官不作，专心翰墨，手摹心追，以鬻字为生，书艺精进，著书立说，蔚为一代宗师。

　　正是在白沙期间，台静农与陈独秀结为忘年交。

　　在书法方面，陈独秀敢两次毫不客气的“酷评”沈尹默，绝不是无知小子口出狂言，不是方家，焉敢置喙?陈独秀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书法大家,从少年至晚年在书法上确实下过一番功夫.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台静农回忆说：陈早年喜欢书法，并用功于篆字。正行草隶篆能写几种字体.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有很深造诣.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陈独秀反对拘谨刻板馆阁体,很少见到他的标准楷书.有人这样评价陈独秀的书法：草书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板铁琶，大江东去。正如他在南京模范监狱中所书那副著名的对子“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一样，录的是怀素《自叙帖》中的句子，写得颠张醉素，奔蛇走虺，雷闪电掣之势，跃然纸上，传颂一时。陈独秀书札、诗稿等小品，不可作等闲观，如煦风拂柳，散逸自在，能入晋人之格,另有一番风雅。只字片纸，能见浩瀚情怀,非以锥刺股者所能梦见!东坡居士云，“书无意于佳乃佳”，信然!陈独秀在白沙期间致台静农书札100余封，每封书札各具面目，自成特色。台静农有这样一位忘年交的师友，经常切磋书法技艺，研讨书道精髓，再加上精神的交流，人格的砥砺，这对台静农来说，又是一次难得的因缘际会。

　　在白沙的几年，台静农虽然不能潜心研习书法，但是，那几年，在他的书法道路上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取法高古、立意高远、得遇高人。取法高古——确定了倪黄之路;立意高远——碑帖兼修;得遇高人——书法泰斗沈尹默、政治奇人书法奇才陈独秀、画界翘楚张大千。

　　1946年，台静农应许寿裳的邀请到台湾大学任教，从此，寓居台湾44年的台静农，教学之余，开始潜心于书艺。当时，因种种原因被裹挟到台湾的大师级人物还真不少，在那里，台静农有幸重遇两个奇才——南张北溥，张大千与溥儒。他们两人，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书画界冉冉升起的两颗璀璨的明星，与齐白石齐名。溥儒还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溥儒不光绘画成就很高，书法成就一样的了得，特别是草书，成就之高，不在其画下。溥儒于书致力甚深，数十年临书无虚日，他自评其学第一，诗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其自传中曾述及幼年学书经历：“始学篆隶，次北碑、右军正楷，兼习行草。十二岁时，先师使习大字，以增腕力，并习双钩古帖，以练提笔。时家藏晋、唐、宋、元墨迹尚未散失，日夕临习。”由此可见，他的书法功底何等深厚!

　　台静农与张大千初识于南京，相交于江津，深交与台湾——深至张大千每年生日，台必送大千一幅折枝梅花。台静农与溥儒相识于1931年，时任北平辅仁大学副教授兼校长秘书的台静农由其好友、当时在辅仁附中任教的启功陪同，到恭王府造访，台静农在庭院深邃，触目荒凉，已失去昨日辉煌的恭王府后院第一次见到皮肤白皙，头发漆光，丰腴疏眉的溥儒。那时，台静农还没有以书艺名重，但是，他的书法受之庭训，隶学《华山》，楷习《麻姑》，均有气候，只是尚不为人道。台静农与溥儒虽是初识，但书情画意使他们很快寻到共同语言。

　　其实，在此之前，台静农对溥儒心仪已久，溥儒的首届画展，台静农就被溥儒的成就所震撼，他评价溥儒的《西游记图》为“意趣横逸”“前无古人”，并且收藏了溥儒的作品，珍之宝之。台、溥在北平的交往并不长，由于政治原因和战乱，他们各奔东西，南辕北辙。此后，溥儒数度南游，流连于西湖山水，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战争的炮火粉碎了他的艺术之梦，仓皇之中避战于舟山，当国民党军退守舟山时，溥儒已身不由己，不久便被国民党用飞机裹挟至台湾。在这里，台、溥意外重逢，双方都不免惺惺相惜，不禁生出几分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台静农到了台湾的10年后，张大千也结束了海外游冶的生活，去了台湾，此时，台静农，溥儒，张大千三人，在台湾处境、心情、爱好相通，异乡相聚，故友情深，交往更加密切。到了晚年，对于世道人生已参入化境，故国亲情不堪回首，苍凉沉暮之际，三人惟以高标的艺术品位，特立独行，相砥相砺，犹如岁寒三友，鼎足于台湾书坛画苑。

　　梳理了台静农近一个世纪的有关书法艺术的因缘际会，欣赏其书法艺术，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沐浴夕阳，躬耕海隅的“大地之子”，在贫瘠的荒野上为我们留下一道道包含血泪、极具生命张力的犁印铧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