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礼
1984年仲秋的一天下午，蔚蓝色天空清澄如洗，大街小巷行人川流不息。舒城县城突然传出一条特大新闻：县建筑一公司在给交通局长朱树林家翻建房屋时，在原山墙脚下挖出一坛银子，内有24个元宝、120枚银锭。
消息传开，议论纷纷。有的说一个局长家里怎么挖出这么多银子?有的说朱树林是南下干部，老婆是本城人，过去家里很穷，他俩不可能有这么多银子;有的说朱局长住的是房管所公房，解放初期私房改造时不知没收谁家的?有的说肯定是原房主埋的，听者则当场反问：难道原房主明知房屋要没收他还不“起窖”?还有人说，可能是古人埋的，金银沉重在地下会走动，不然怎么会在墙根脚下?
这坛出土银子引起我回顾历史，同时也冲开我对往事的记忆。旧时达官贵人、土豪劣绅、殷实富户以及腰缠万贯而视钱如命的守财奴们，总是看重金银财宝窖藏，认为放在地上不安全，兵荒马乱、火烧水淹、偷盗抢劫难以避免，只有埋到地下才会确保千年。1976年舒城杭埠河改道，也挖出两大坛银元，群众不了解银元折合人民币价值多少，说修河经费足够了。解放后舒城从古墓中发掘的重要文物很多，出土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反映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能和智慧。我想这坛白银被时空压缩在一块小小的泥土里，虽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是哪朝哪代的银子，埋银人究竟是谁?倘若元宝和银锭铸造年代久远、工艺精湛，说不定还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我应该将它找出一点头绪来。地面上的东西会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追寻地下东西的来龙去脉没有那么多心里障碍。我回忆，朱树林住的房子，就在我家斜对面，与我家只隔古楼大街，好像是赵大妈家的住房，但解放初期为什么被政府收作公房我不知道，因为收时我已参加工作，被组织上分配到离家30公里远的张母桥区公所，平时很少回家，过年回家，见家里房屋原封未动。
今年春节前夕，孩子们买回串钱、阴票、假银锭祭祖，我见到不知怎的，联想起朱局长家挖出白银的事情。年初一我去向三哥朱忠恕拜年，想顺便问问他赵大妈家房屋的事。三哥今年89岁了，退休前是县供销社干部，身体还很健康，头脑较为清醒，见到我去向他拜年特别高兴，一把将我拉进他的卧室里。晚辈们上门拜年络绎不绝，彰显出“四世同堂”欢度春节的热烈气氛。他对大儿子朱孝杰说：我要和你六大(叔父)在房里叙旧，晚辈们来拜年你就叫他们在客厅吃烟、喝茶、吃糖、吃茶烀蛋自便，不要到房里打搅我们。
进了他的卧室，我未开口他就说：“你编纂的《舒城抗敌烽火》我喜欢看，一个个抗日故事，都体现民族精神，推着现代人奋进，第六辑出版后定要送我。”他还说我著的《夕阳拾遗》他已看多遍，使他童年重临心上，仿佛又听到晨钟、暮罄、子午炮的声音，见到油坊、染坊、茶馆、小巷，鼓励我继续写古城旧事，不清楚的事就问他。他笑着说：“现在是眼前的事情忘记很快，过去的事情记忆犹新，我回忆过去的事情不会讲错。”真是请先生不如遇先生!我搭讪地说，最近想写篇二十四个银元宝的稿子，那年朱树林家挖出一坛白银的事你清楚吗?他连声地说清楚、清楚，并不假思索地向我讲述了以下故事：
朱树林局长住的房子，就是我家对门赵大妈的住房。赵大爸死得早，我未见过。她儿子赵士明是我同学，头很小，有的同学叫他赵小头。赵大妈家有六间门面房，后面还有两进两厢，一共有20多间，常年出租。1945年后租给合肥人开华丰烟厂，1947年10月国民党王牌88师进驻舒城，师部就设在华丰烟厂，中将副师长张世光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可几天后在六安张家店就被解放军打垮了，6000多人全被歼灭，张世光只带十几个人逃到合肥。赵大妈住房是他婆父手上起的，坐北朝南三间小瓦房，东边还有一间厢房做厨房。用土打墙围了一个小院子，院子西边有口水井，东边有个小花台，路是鹅卵石铺就的。1948年赵大妈得暴病死了。解放初私房改造，根据各户实有人口留房，多出的就收作公房。赵士明当时孤身一人，政府留给他两间房子。由于他无正当职业，体弱多病，生活一直穷困潦倒，在“低标准、瓜菜代”(三年困难时期)时死了。
抗日战争前赵大妈家开钱庄，做钱的生意。史料说钱庄是中国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信用机构，是银行的雏形。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不同区域的名称不同，也有根据不同的规模搞其他称号，如银号、银店等。听他讲到钱庄，使我产生了遐想：钱庄——元宝——住房，有没有内在联系呢?有了钱庄才易于聚集元宝，为了元宝安全就装坛窖藏，埋到卧室地下更万无一失!但赵大妈为什么不对儿子讲呢?倘讲了是儿子未挖还是挖不到呢?她儿子贫困多年，“头枕糍粑挨饿”是不可能的，金银沉重在地下走动挖不到的可能性莫非很大!
赵大妈死后不久，一次母亲在和二姨娘谈闲时说，赵大妈是个精明能干的人。赵家原先很有钱，既开钱庄又有房屋出租，但一个儿子有智力障碍，找不到媳妇。后来媒人将他介绍给赵大妈。赵大妈通过私访，看他长像不错，就对媒人说，我嫁到赵家可以，就是有个条件：让我管家。赵家为了传宗接代，一口答应下来。赵大妈嫁到赵家后，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赵家父母喜出望外，既然自己是三代以上人了，媳妇贤惠又能干，里里外外就让她操持罢。果真赵大妈有管家的天赋，既精于房产的管理，又善于钱庄的经营。不幸的是，未过三年赵家儿子死了，又过两年婆父母相继过世。“七·七”事变后，她听说日本鬼子打进中国，当机立断关闭了钱庄，辞退了伙计，处理了财产，卖掉部分房屋，成了名副其实的靠房租吃饭的孤儿寡母。赵大妈在暴病死亡前，有好长一段时间叫头晕，经常用红丝带扎着头，死那天她儿子说她妈中了邪气，嘴巴光动说不出话，手颤抖地指床肚和山墙，接着头一歪就死了。是不是埋财宝一直未对儿子说，指埋的地方呢?
我有生以来，见过多种图案的银元，见过戏台上和电视剧中的假元宝，但从未见过真金真银元宝。为了欣赏真银元宝，我去了县文物管理所，在所负责同志的帮助下，调阅了档案，拍下了银元宝和银锭的照片。据文字记载：县城古楼大街朱树林家一坛白银是1984年10月10日下午出土的，内有每个重1000克银元宝24个，每枚重100克银锭120枚;文管所留下两个银元宝和10枚银锭，其余交县财政入银行金库。文管所存放在文物库的两个银元宝：一个刻有“嘉庆十七年五月，霍山县韩鼎昌”;另一个刻有“嘉庆十八年，休宁匠吴元信”。从两个元宝的刻字时间算，离现在已有200多年。至此，我也不必再想再问，当时群众对挖出银子的疑问，总算有点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