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一度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写作试验变成无数写作方式的平凡一种，那些隙缝中夹杂着欲望和糜烂气息的历史碎片渐行渐远，另一类执著于宏大历史、家国同构、人史一体、带有民族寓言性质叙事依然不依不饶地继续着它们原先的步伐。徐贵祥的写作可能就属于后一种。

　　徐贵祥能于文学技巧层出不穷、形式探索花样翻新之中气定神闲并且安身立命，端赖笔底有股“气”。他的新作《四面八方》犹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素朴、执拗、坚挺、粗砺，如同小说中写到的皖西大地。他不厌其烦的叙述，以及在人物语言和细小情节上的用力与耐心，就如同一个体能超强的长跑运动员，经过长期的拉练之后精力弥漫，仿佛文字非如此挥霍不足以平息——这个意义上来说，徐贵祥有使气逞才之意。

　　使气逞才颇带有贬义，不过我倒认为是一种个性的所在。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中看到太多的颓靡、暮气、油滑、抖机灵、玩技巧、烟灵粉怪、哀怨流连，徐贵祥的存在让人看到一种带有土地根性和军旅风范的阳刚之气。韩愈论文“气盛”方能“言宜”，这是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来的。所谓“气”，背后是“义与道”，是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担当。同样有军旅经历的辛弃疾说写作要“以气使词”，这些都可以印证到徐贵祥的写作之中。

　　徐贵祥的风格和路径虽然有着源自“三红一创”这样革命主流叙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外壳，甚至点缀着《平原枪声》、《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这样革命英雄传奇的色彩，但是于二者之外又显示出一种不同的粗砺气象。这种气象无法一言以蔽之，《四面八方》可以说结合两者的特色，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弘扬中，增添进戏剧性的场景，而其中最为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历史细部、世道人心的体贴入微。

　　《四面八方》写的是从1949年皖西解放前夕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以江淮国民党陆军江淮医科学校的几个同学“四条蚂蚱”为中心的命运遭际、人生轨迹以及体制转型、社会变迁。在天崩地解的政治、社会、文化变化的阴差阳错中，这些原先的同学的关系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地下党员肖卓然在刚解放的新中国如鱼得水，成为荣军医院的副院长;游移油滑的程先觉搭上了“起义”的顺风车，在医院做了业务股长;儒雅好学的汪亦适勉强算是“投诚”，虽然为医院做了很多手术，却要不停地接受各种调查;恃才傲物的郑霍山则称得上是冥顽不化的反革命，屡屡顶撞管教人员，以致劳教入狱。这样的结果固然是社会稳定性瓦解之后的产物，但也同时是各自性格决定的命运。

　　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本来是个被写滥了的题材，如果停留于此，《四面八方》充其量不过是个毫无个性的历史小说而已。然而，在迅速进入到叙事热潮的开端之后，小说旋即开始进入到对于在时代转折中人物言行的刻画，进而揭示其灵魂。这使得一开始的紧张和冲突成为一个热身，小说到中段愈加显示出其老道而引人入胜的素质。

　　伴随着建国后的一个一个运动，是肖、程、汪、郑几个人在政治和事业生涯的升沉起伏。小说在不经意中将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攸关新中国命运的大事件放入到皖西这个偏僻小城中上演。中国新天地，皖西小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运动是如何在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及其心灵之中发挥其蝴蝶效应的，而每个活生生的个体也正是因为其在风暴湮来之际的真实反应，而透露出其个性——个人和国家就是如此悄然无迹地融合在一起。

　　小说名字叫做“四面八方”，这是个无意间带有空间意识的标题，“四面”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四条蚂蚱”，“八方”则是由四个人的感情婚姻连接起来的皖西社会的其它层面。“四面八方”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圆融的立体，而皖西、皖西的这群人以及发生在皖西和皖西之外的这些故事，就无形中指涉了整个中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艰难历程。

　　我相信这样的象征结构是无意中形成的，徐贵祥更注重的是刻画性格——一种源自现实主义理想的模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徐贵祥对此有着信心十足的把握，事实上，汪亦适一定要组织给一个说法的执拗、郑霍山在监狱中阅读《沁园春?雪》而醍醐灌顶、程先觉在朝鲜战场上被朝鲜人民军俘虏的心理活动、肖卓然在医疗队被联合国军打散后的自我反思……都是极其精彩的片断，在这些片断中，一个个充满鲜明特色的人物跃然纸上。

　　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叙述充满了同情，作者没有作任何的价值判断：没有完美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特定情境下的普通人。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嗔痴憎怨、牺牲与算计、奉献与谋私……所有关乎普通人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没有做片面地拔高或矮化。徐贵祥写的就是“人”，更确切地说是皖西人。

　　徐贵祥是皖西人，他那偏僻的家乡是出过蒋光慈、台静农、韦从芜、韦素园等现代文学名家的地方，同时也是为新中国奉献了一百多位将军的地方。翰墨风流与金刀铁马似乎构成了皖西人性格的不同侧面，而徐贵祥的经历身份恰巧暗合了这两个方面：一只手握枪，一只手提笔。他无疑对家乡充满了热爱，三十铺、窑岗嘴、梅山、寿县这些亲切而熟悉的地方在他的笔下摇曳生姿，充满皖西泥土气息的方言土语信手拈来，仿佛他不是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而是刚刚从皖西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走来。地方性与主旋律并行不悖地在小说中齐头并进、互相映照补充。另一方面，感情与理性也在字里行间水乳交融，在对人物的观照上时时表现出体察世情之后的体贴入微与宽容豁达。行之于文本，在风格上就呈现出粗放与细致交互为用的局面。时而粗枝大叶，惜墨如金，如通过侧面的书信来展示时代的风向标;时而细腻委曲，泼墨如水，如涉及到敏感的政治斗争和心理活动。

　　所有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立体的、大写的皖西人，他们形象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徐贵祥并没有将其脸谱化、扁平化。当然，在人物的设置上，他确实希望用某个具体的个人来代表某一类人，一些次要人物比如丁范生、舒家四姐妹等等都承载了各自的象征意义，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徐贵祥的底色——一种对于典型化的回归。他要用这些形象带动起整个时代社会嬗变的风潮，让读者一窥历史走向的面影，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作者系六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