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庐剧与革命历史剧

  ○沈晓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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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新中国建立后,皖西“西路”庐剧似乎就与革命历史剧结下不解之缘,每逢党和国家大典之年,无一例外地要着着实实“火”上一把,迎来西路庐剧一个又一个辉煌,曾一度占据庐剧剧种大半壁河山。革命历史剧对西路庐剧的发展,确实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但是,就在我们沉浸在一次又一次欢乐,尽情享受这份得天独厚荣誉的同时,还需要学会思考,衷心希望皖西的戏剧家敞开博大胸怀,不但要珍藏好过去,也要深情地接纳当今和未来,以锻造革命历史剧的精神,再铸西路庐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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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剧旧称“倒七戏”、“稻季戏”、“祷祭戏”、“讨乞戏”、“小蛮戏”、“小戏”,皖西民间干脆叫它“散捣”。从名子上看也可测知在建国前还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剧种。它的正式得名是在建国以后。皖西庐剧团团史这样记载:1953年2月筹建,名为“六安地区戏剧实验剧场”;同年5月剧团正式成立,定名为“皖西倒七戏剧团”;1955年改为“安徽省皖西庐剧团”。可见,庐剧正式名正言顺成为我省较大的地方剧种之一并进入成熟期,是与新中国发展历程同步的。数十年来,西路庐剧产生出大量革命历史题材剧目。要考察这一题材剧目对西路庐剧的深刻影响,只要考察这一流派的代表——皖西庐剧在这一领域的成效得失就一目了然了。

  西路庐剧的迅速兴起,首先得益于天时地利。它有幸生存在中国革命摇篮之一——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为革命事业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产生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出无数革命英烈。这些,必然成为刚刚迈入新社会的戏剧工作者最好的创作素材。不仅庐剧,包括京剧、黄梅戏等,争相创演。皖西庐剧团自然是其中的生产大户。有直接讴歌革命战争的《程红梅》、《妈妈》、《尼姑投军》、《霜天红叶》、《鸳鸯鞋》等,也有间接表现的《野菊花》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皖西庐剧团的团史就是一部革命历史剧的生产史,其中最重要的三部戏——《程红梅》、《妈妈》、《霜天红叶》成为记录西路庐剧近半个世纪风雨历程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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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红梅》:首开西路庐剧发展新天地

  皖西庐剧团正式建团仅隔三年,便于1958年就迎来了她的第一个辉煌:创作出大型革命历史剧《程红梅》。该剧一出现立即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在省、地参加戏曲会演后,又于1960年赴京参加全国现代戏会演;代表安徽省赴福建前线和新疆边陲慰问海、边防军民;为大型纪录片《东海探亲》提供选场,摄制成影片;安徽人民出版社专门发行了单行本。这在四十年前不能说不是巨大的成功。正由于这种成功,使得皖西剧人在觉悟到自身责任与创作优势的同时,一齐把笔尖深深插进这块红色的土地中,以最大的热情和耐力,辛勤耕作,年复一年,开垦出西路庐剧生存与发展的崭新天地。从而也尽快结束了庐剧在民间“散捣”的历史。

  《妈妈》:将西路庐剧推向鼎盛期

  本节开篇之前,必须先说一个人:曹错,笔名石生。毕生从事文化工作。从旧社会走来,熟悉皖西革命战争史。加之他有一定文化水平以及对戏剧事业的热爱,历史必然地造就他成为皖西革命历史剧的倡导人、领导者和实干家。《程红梅》就是由他组织了李可等一批老一辈的戏剧工作者创作出来的。《程红梅》成功之后,他又带领一大批作者,长年深入大别山腹地,跑遍皖西每一寸土地,获得了大量的革命斗争素材,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极为难得的是,在这批人员中,中坚力量是以童立奎、刘家芝为主的从专业院校毕业的作者,他们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更容易上升到理性的思考。《妈妈》的出现,就是这种理性思考下必然产物。

  《程红梅》只是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农民暴动的历史情景。如果说它是靠题材而出奇制胜,那么,在长达十年的孕育,于1980年隆重推出的《妈妈》仅靠这一点己远远不行了,虽然依旧离不开题材的因素。它之所以能将西路庐剧推向鼎盛时期,还有两个制胜手段:剧本本身内在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以及庐剧音乐的全面创新。

  《妈妈》写红军撤离大别山根据地时期,一位普通的山村姑娘,冒着敌人捕杀的危险和传统道德的巨大压力,假装怀孕生子,掩护并抚养红军战士的遗孤。为此,她牺牲了一切,包括爱情和生命。且不说强烈的戏剧冲突,高超的结构技巧,单从“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母亲”这一深刻立意上看,也超越了《程红梅》,将品位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上。因此,取得一连串骄人业绩也就不足为怪了:1981年调省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演出;翌年9月赴京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献演;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省和中央电视台录相播放;上海沪剧团移植上演;本省歌舞团改编成舞剧《冬兰》赴京演出。再一次让西路庐剧出尽了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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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妈妈》的成功不只是剧本的功劳。我们知道,一种戏剧流派的形成,音乐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妈妈》音乐上的成功对于普通观众的影响,往往比剧本本身来得更直接。这里,又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关键人物:《妈妈》的配曲——音乐家吴正明。

  吴正明,毕业于安徽师范学院艺术科音乐专业。1958年分配在皖西庐剧团从事音乐创作和乐队指挥工作。这个来自安徽歙县的外乡人,开始接触原本一无所知的庐剧音乐时,难以找到美感,只觉得土气、单调、难听。也许正因为是门外汉,所以在给庐剧配乐时才少了一些框框的束缚,当然,成败还要靠聪明才智。他大量搜集庐剧音乐资源,虚心向老艺人学习,同时,开始在西路庐剧的基础上大胆进行庐剧音乐的全面改革。其改革的核心是“求美”与“出新”。他首先做到熟练掌握传统唱腔,让舞台综合艺术与之协调配合,再揉进其它优秀剧种和歌剧的精彩唱段,以及本地区民间音乐。不断总结创腔的经验教训,力争少用或不用“东路”、“中路”流派的行腔方法,并有意识摆脱模仿的习惯,追求自身风格的个性化,为塑造不同性格和身份的人物服务。在技巧上他采用了“集曲形式”、“曲牌变体”、“板式变化”等创腔手法,从众多曲牌中找出优美动听的唱腔片断,将那些在调式、板式、节奏、旋律等具备共性的,予以聚接、组合,使之成为一种新曲牌。其效果极佳,既美又不失“庐”味。对公认的原有好曲牌,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变体改进,如借鉴了京剧的“反弦”,创造出[反二凉]、[反老生调]、[反扒沙调]等反调曲牌,既富有新意,又拓宽了老曲牌的使用功能。

  吴正明对西路庐剧音乐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必一一列举,笔者更想说的是:当《妈妈》剧本问世之时,正好处在吴正明庐剧音乐创新的成熟期,而吴正明也正好借助这一回肠荡气的剧本尽情诉述他对庐剧音乐的理解与追求。到底是吴的庐剧音乐成就了皖西革命历史剧,还是皖西革命历史剧成就了吴的庐剧音乐,至今无人说清,也不必要说清。但有一点是可以说清楚的:如果说《程红梅》的出现,“西路”已能与“中路”老大哥平分秋色,而《妈妈》的产生,再借助新颖独特的音乐,“西路”大有在庐剧剧坛上独步天下的意味。这就是西路庐剧的黄金时期的心理状态。

  《霜天红叶》:西路庐剧风光难在

  西路庐剧虽然在《妈妈》的怀抱中幸福地依偎了又一个十年,但它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革命历史剧的执着追求。期间,又相继产生不少剧本,然而都无法与《妈妈》媲美。首先难以做到的是角度的出新,没有新的角度,何以写出新的作品?也曾借鉴过前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后期作品,企图在人性问题上有所突破,可惜两者在政治与社会等多方面存在种种差异,而未能奏效。凭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又经过多番苦思冥想,终于又憋出西路庐剧第三部曲——《霜天红叶》。此剧试图将儿女情与革命情相嫁接,创造出与以往类型不相同的人物,力求创新,再造辉煌。然而,事与愿违,该剧在省第三届艺术节上,意外地无缘创作奖。后来省电视台虽然录相并播出,细想想也不过应应“庆祝建党七十周年”之景而己。昔日的风光不再重现,更不用说登峰造极了。毫不掩饰地说:《霜天红叶》试图给观众带来新意——也的确在诸多方面做出了努力,结果证明只是一厢情愿。还有一个例子:与该剧同期创作的还有革命历史剧黄梅戏《含香草》,也在参加完第三届艺术节之后便销声匿迹了。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如不是,遭受冷遇的原因是什么呢?

  现实与思考

  不必急于寻求答案,还是先来看看西路庐剧现状。

  自《霜天红叶》凋落之后,又度过一个十年。期间,皖西庐剧团虽然新排了两台创作剧目,但都与革命历史剧无甚瓜葛。这不是皖西剧作者有意易帜,实在是不得己而为之。1992年六安行署文化局负责艺术工作的一位领导在《安徽新戏》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突出地方特色 繁荣皖西戏剧》,文中除了还在津津乐道地回味《程红梅》、《妈妈》等带来的荣誉,另外又老调重弹一遍:“在深入分析研究我区所具有地方特色的基础上,我们把反映大别山革命斗争历史作为戏剧创作的重点题材。”我们不禁猛然产生怀疑,几十年不变的思维模式,还期望它研究出什么新鲜东西来呢?

  要命的是,当我仍深深沉迷在烽火连天的年代而无法自拔时,社会却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新鲜事物以目不暇接的速度每天翻着花样。网络、股票、高速公路、高铁动车、克隆技术、纳米技术、3D打印……难道与我们都无关紧要吗?皖西西路庐剧难道只能以讴歌革命斗争为天职吗?

  九十年代是西路庐剧尴尬的年代,对它的现状可以作这样形象描绘:坐在前三、四十年争来的席位上,等待分享艺术盛宴一杯羹,若在某次戏剧大比之年没列上皖西庐剧,大家都会发出这样疑问:怎可能缺少皖西庐剧呢?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也出了几部革命历史剧,但无论从思想立意,还是表现手法,都没有突破,更缺少创新,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倒退。只是近年一出《信义人家》,才有了一点现实生活的气息。

  原因似乎己经明朗了,但还是忍不住再补充几句:革命历史剧对于西路庐剧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可不是革命历史剧的错,而是我们这些从事艺术工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太痴情了,最终将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打点成沉重的包袱背起来,并带着它走进一条狭隘的胡同。笔者不是反对再写革命历史剧,而是说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也不可能写出更好的革命历史剧,更何况大量丰富多彩的现实题材,亟待我们更新观念,去表现它们呢?

  还是这句老话:“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西路庐剧面临困境,首先是剧本创作带来的;剧本创作的严重落伍,是创作观念陈旧带来的。没有鲜活的剧本,哪有动听的唱腔?没有动听的唱腔,哪有西路庐剧更加繁荣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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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庐剧与革命历史剧⊙庐剧,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