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江西农村老家，一个感觉越来越明显，除了麻将和打牌，很难将一年到头外出打拼、只在春节短暂归家的游子拢到一起。据报道，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人甚至在这样的聚会上将一年的辛苦钱输个精光。尴尬的是，这种“交际方式”，即便在亲朋好友之间也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式。

　　出现这种现象，所谓攀比心理、文化活动匮乏只是表层原因，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农村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宏观上看，许多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经济利益，与关联的城市越来越密切，而更少地依赖于身边的村庄共同体。微观上讲，农村内部的经济权力发生了转移，年轻人更多成为家庭决策和社会交际的代表。从同一个地方走出去的人，相互间依然熟悉，情感眷恋还在，但大家最重要的资源不在村里，利益关联弱化了，心理距离拉大了，做事方式也不一样了。春节匆匆回乡找不到原来的感觉，只好采取打麻将等便于群体参与、能维持共同体形式，却缺少深入情感分享的交流方式。

　　如果说，以前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今天的农村用“半熟人社会”来形容可能更合适。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建立在一个自足的规则体系上，人们依靠熟人圈子的延伸，基本可以实现经济合作、情感交流、价值归属等需求。如今，农村大量中青年外出务工经商，只在回乡、过年时短暂的互相凝眸，不仅在经济方面失去共振，也带来了沟通障碍，让达成集体共识的窗口期变得更短。

　　有学者指出，所谓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从农村视角看，上述经济生活的转向，最重要的影响不在经济层面，而是让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变得难以运转。今年回老家，发现大部分家庭的楼顶上都装着一个水箱，用小水泵抽水替代实现自来水的功能。这并非因为每家每户打井、装小水泵是最经济的方式，而是同一个村庄在经济发展方面不同步了，而村集体却缺乏有效的帮扶手段和协调能力，村民在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只好各自为战。

　　其实，不论城乡，无论社会朝哪个方向转型，都需要为人们的行动建立一些“可靠的路标”，重建一个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规则和制度不只是向熟人允诺的，也预设了那些同在一片蓝天下陌生人的存在。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路上，始终把城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基于新生活方式重构文化传统，高品质的生活才会与美好的德行相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