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云寿

　　大千世界有人爱收藏字画，有人爱集邮，而我却对集信情有独钟。这种爱好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如今虽然退休，集信兴趣依旧，每当翻阅尘封已久，微微泛黄的那些信件，我便拥有一处怡情的乐园。

　　在我的书柜里，数百封五彩缤纷的信件整齐有序的摆放在哪里，别有一番情趣，有普通平信、有挂号信，还有明信片;来信从距离上分，远在天边，近在咫尺，汇聚祖国的四面八方，天南地北;从内容上看尽管对象不同，倾泻的文笔各异，心情都是一样，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的是真情，维系的是友谊，我在他们推心置腹的隽永文字里去感受一种愉悦一种艳羡一种鞭策一种力量……与他们一起分享欢乐或喜悦，抑或承受失落或忧伤……

　　我所珍藏的信件大致有三类：一是同学、战友、朋友的来信;当年信息还不是畅通的年代，“鸿雁传书”则是最有效的联络方式。每每接到一封来信，总是让人兴奋不已;而读信，更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这时候，我会在属于自己的一方静寂的天空，或坐或倚，迫不及待地启开封口，抽出信笺一字一句认真浏览。此刻，我什么都不会想，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字里行间，生怕漏掉一个字，写信人无关紧要的一句话，我都要品评一番，用心去体味那份纯真那份关爱，尤其是在人生低谷时，接到朋友热情洋溢的来信，犹如久旱逢甘霖，一种久违的温暖和慰藉顿时在心头氤氲而来，于是，那阴暗的日子和潮湿的心绪也变得晴朗起来，失落许久的心蓦地又回到了原点。

　　其次是父母和长辈的来信，这类信多以亲情和关爱口吻，谆谆教诲、如沐春风，叮嘱中透着哲理，柔美中溢着刚韧，读后受益匪浅。那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应征入伍到部队的第二年，因不慎在训练中摔伤了腿，一直未敢把消息告诉家里，思想苦闷到了顶点。不得已只好把胸中的“沮丧”写信向舅舅倾诉。他不仅很快就回了信，而且还寄我一条幅，书录的是他当年曾反复教导过我的苏轼《赠刘景文》一首：“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望着那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我的心头不禁一热，这使我这颗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了多么大的安慰啊!

　　当然，我珍藏最多的则是与报社编辑交流的业务信函，闲暇时，爱上了写作投稿，自然与不少编辑老师打上了交道，就一些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互动，切磋也就在情理之中。一九九六年四月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整理过期的报纸，不经意中发现《人民日报》言论版上有一篇似曾相识的文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被重复刊用;当时情况下，一稿多投都遭到人们的非议，何况同一篇文章、同一作者在同一报纸重复刊登。毕竟是党中央“喉舌”，出现这样的失误是不应该的;于是我以“向党进一言”为题向《人民日报》总编室“投诉”，未想到不到半个月，总编室的编辑老师就给我回了信，信中感谢我对党报的热爱、呵护和支持，对我敢于挑刺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并希望我一如既往的关心党报……这篇来信随后被刊登在当年五月份《人民日报》内刊“编采业务”上。一九九八年七月，我将所写的一篇文章“从现代医学谈——蜀汉名将姜维死前患何病”投寄给南京《周末》报，引起了专栏编辑袁春荪老师的关注;为了文章能尽快发表，我们就文章中的一些医学名词、医用术语等反复考证，前后三四次的信函沟通交流，取得令人信服的共识，最终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八月七日的“西窗烛”版。封封来信无不彰显编辑老师高尚的职业素养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让吾等无名作者钦佩之至、感念不已。

　　时光荏苒。如今，互联网时代，手机成了人们联系的便捷工具。写文章用电脑，发稿用电子邮件，“鸿雁传书”已经成为历史;但我还是怀念那收信、读信乃至集信的温馨日子。旧物情依依，面对数百封“文物”，我依然爱不释手，因为从那里既可领略时代的气息，又可认知人生旅途的艰辛，每当我心绪不佳或孤寂时，便顺手取出曾经拆封过的信。重温往日旧情，总会给我心灵上的抚慰，一股激情油然而生，仿佛又回到了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