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寅
算起来，我初次到毛坦厂已经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是1980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跟随父亲回合肥老家看祖母，我们起早步行到毛坦厂，赶由霍山坝上(佛子岭水库)开往合肥的过路长途客车。虽然走了二十里山路，到达毛坦厂车站时，六岁的我因为出远门的兴奋，丝毫也不觉得累。清晨的车站里没有多少旅客，那个扎着马尾、嗓门嘹亮的售票员姐姐站在门口，和公路对面油炸店的老板娘正在说笑。我在车站那两间候车室里走来走去，时不时还跑到门边伸头朝外张望，想看看毛坦厂街道的样子。父亲说：“这里是车站，离老街远着呢，等下次有空时，我带你来玩。”
两年后，母亲到还没有搬离毛坦厂的地区二院住院看病，我第一次到了毛坦厂老街。因为父亲要照顾母亲，没有时间管我，我只能在医院的几个院子里四处走走，找住在医院附近年龄相仿的小孩玩。幸好当时我二舅家的大表姐在位于涂公祠的毛坦厂粮站工作，她有天中午来探望我母亲，顺便把我带到粮站去玩了一趟。现在来看，从毛坦厂老医院到涂公祠的距离并不算近，但是我竟然完全不记得当时路上来回的情状;只记得表姐带我到粮站后，就到了她们糕点车间上班时间。表姐那时好像是包装工，她一边两手飞快地包装糕饼，一边跟同事介绍我的情况，她相邻座位的同事不时把一些碎糕饼递给在边上竭力忍住口水的我，到他们下班吃晚饭时，我已经饱得吃不下饭了。表姐还是担心我晚上饿，从粮站食堂给我买了两个刚出锅的散发麦香、带着甜味的大馒头，又把送我回医院。这一次我在毛坦厂虽住了七八天，并没有真正看到老街的样子。
大约是我初二的寒假，我跟着大姐到一个从下放地搬回毛坦厂的亲戚家里去玩。我大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汉子”，喜欢管我;跟着她出门，只能她到哪里，我到哪里。我们说是在亲戚家里玩了两天，其实有一大半时间都是跟着她去看她那些在毛坦厂中学或小学教书的同学。期间，她和同学带我去老街电影院看了一场讲述太平天国后人刺杀叛徒的名为《孤独的谋杀者》的电影;她们排队买电影票时，我拿着她同学买给我的甘蔗，有些惆怅地站在巷口，看着傍晚时分的老街，一家一家的店铺老板相继安上铺板，关上店门，三三两两来看电影的人磕着瓜子走过我的身旁。不一会儿，就听见她们喊我进场看电影，她同学笑着说，“快来快来，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还在这里看大街?”那时候老街还没有路灯，天色暗下来了，已经看不清青石板街道，我赶紧跟着她们进了电影院。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暑假，我终于好好逛了一趟毛坦厂老街。当时，我跟着父亲到毛坦厂看望从南京来避暑的叔祖父朱传钧。我的这个叔祖父是一个传奇，他一九四零年代初毕业于内迁的浙江大学，和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叔祖母陆兰秀先后参加革命;1946年南京“下关惨案”时，叔祖母为保护杰出妇女活动家罗叔章和上海赴南京请愿的各界代表，被特务打成重伤，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慰问;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他们夫妇冒死把包括南京城防地图在内的大量机密情报托我的小叔祖父朱平带往江北，送到二野司令部，为解放南京做出了贡献;南京解放后，他们由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叔祖母陆兰秀还作为建国功臣应邀出席了开国大典;1970年，叔祖母不幸牺牲后，他们一家下放到毛坦厂;直到1980年，他们终于被落实政策，重又搬回南京。叔祖父离休后，前十多年，他每年夏天都要回毛坦厂住一段时间，我父亲常趁这时去看望他们;父亲这一次去，是准备接叔祖父回我们乡下老宅住几天。他们当时住在下街头十八根柱子附近，他家的后门通往临街那一家的后院。
吃过午饭，父亲带我跟着叔祖父穿过邻居家的院子和房屋，走到街上，要去位于老街中部的姑祖母家看看。去姑祖母家要经过毛小的临街围墙，还要经过毛坦厂医院的大门，一路上父亲遇到不少以前的熟人，他们说闲话时，我就在附近店铺闲逛，等走过拐子街刘家水锅炉房，路过做油纸伞的徐家，就看到头发花白的姑祖母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笑着向我们招手。
这一次毛坦厂之行，也算是父亲带我熟悉老街的环境;因为九月开学，我就要到毛坦厂中学读书。
高中生活平淡而紧张，有的周末，我没有回家，常常会和同学一起到老街去逛书店。那时，老街里有一些租书的店铺，专门出租各类武侠和言情小说，我们班里一个爱好武侠小说的同学把一块钟山手表都抵给租书店了，我眼睛近视也多少跟金庸古龙梁羽生有些关系。卖新书的书店，却只有两家。
卖杂志的许家在中街，他们家好像有人在镇上的邮局工作，他家的小儿子是比我们高一级的“学霸”，应届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常和九〇级考上北京大学的姚师兄一起被老师当做教育我们的榜样。我们喜欢到他家看杂志，总是在许妈妈热情而又“警惕”的目光中先翻看几本，再从羞涩的口袋里拿出钱来买一本《作文通讯》或者《中学生数理化》，有时我会心血来潮买一本《新体育》或者《辽宁青年》。
卖书的那家在老电影院西边，店主人也姓朱，是我叔祖父的一个熟人，他和我父亲的老朋友马育良教授也关系不错，他的女儿还是我的同学，只不过他和我父亲还不算很熟。朱叔叔那时应当已有四十多岁，中等个子，很瘦，上唇留着胡子，眼角露出笑意，看起来的确很容易让人有亲近感。他的书店不常开门，只在平时的中午或者周末才开门，大约是他还有别的工作。我不记得有没有从他家书店买过书，不过我记得常常在那里看书看到很晚，他在书店里忙忙碌碌，有时会笑着提醒我们学校食堂快没有饭了，大家才不好意思地慌忙把书放到柜台上，逃也似地跑出店外。我记得他家书店还出售贺卡和工艺品，高一时，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准备结婚，班里的同学自发凑了几十元钱，在他的书店里选了几样工艺品，当作祝贺老师新婚的礼物。
当然，在朱叔叔家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也想过和他攀谈攀谈，可每每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谈我叔祖父，我对叔祖父的传奇经历了解的未必比他多;说他和我父亲共同的老朋友、我敬畏的马育良教授，好像也不太合适，因为那时我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出色，能否考上大学还是一个问题。而他大概也没有想过，眼前这个懵懂的少年要跟自己聊天。
高二文理分科后，我也从学校宿舍搬到老镇政府隔壁乌龙巷里的亲戚家中住宿。同学之间的交往比长幼之间的交流要容易得多，我和镇上的同学很快打成一片，我们一起上学放学，嬉笑打闹，乱起绰号，无话不谈。有时在朱叔叔家书店看到一本喜欢的书，就央求他女儿偷偷从书店拿出来让我带回亲戚家去看。后来他似乎知道我是谁了，再去他书店看书时，他有时会仿佛不经意地问，“你老来看书，作业有没有做完?”当然，听他这么一说，我只好满脸通红把书放在柜台上、慌忙逃出店外。
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和蔼而又有些陌生的长者是一个博闻强识的人，更不知道他是毛坦厂历史的“百科全书”。只是因为他和我的几个熟人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儿又和我是要好的同学，心底里不由得把他当作朋友。
可能因为朝夕相处的缘故，我在老街的同学中的确有不少关系很铁的朋友。比如住在下街头药材公司附近的张大壮和住在老医院隔壁的汪老二，几乎每天都来喊我上学;有时走得迟了，我们就穿过街后四湾的菜地跑到学校;有时走得早，我们就沿着老街，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看老街两旁人家的对联，一路向西，走到上街头西门附近，喊钱飞腿一起到学校去。周末时，如果他们的父母看得不紧，我们也会偷偷跑到东门大河边洗澡摸鱼，或者从毛小旁大河中的一个个石步上跳过河，去爬燕山寨。如果某天其中一人独自行动，总是要被其他人疑心是不是偷偷和某个女生结伴而行。过不了几天，他就会被问“傻”，主动说他妈妈让我们去他家吃饭。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些关于毛坦厂老街的琐碎旧事如此让人难忘，至今还让我默默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