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寅

　　1993年6月底，离当年高考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不久前学校举行百日誓师大会热血沸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个月前毕业会考时踌躇满志的状态也仿佛就在昨天，坐在毛坦厂中学校园正中的实验楼二楼大教室里的我，突然不想参加考试了。

　　窗外，被暑热激发的浑厚悠长的蝉声，一阵阵从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中传来。讲台上，老师们正激情洋溢、吐沫飞溅地讲解着高考模拟试卷;偌大的教室里，面色疲惫的同学们不时因老师的解题思路发出豁然开朗的惊叹声。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心神不宁。

　　中午，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端着饭缸，穿过毛坦厂街后田地间曲曲折折的小路，回到乌龙巷里我暂住的亲戚家中。我睡了一觉，下午没有再去学校。我本想沿着山间的沙石公路随便走走，想想夏天该跟谁一起出门打工，未曾想却走上经鸡鸣岭回家的路。天气很热，路旁的水田里秧苗青青，我的身旁偶尔会有载客小飞虎轻快地驶过，有的驾驶员会大喊一声“坐不坐车”。走到牌楼的时候，我热得口干舌燥，不得不到住在那里的大舅家喝了两大缸茶水，幸好我平时畏惧的大舅并不在家，大舅妈也没有发觉我逃课的事实。翻过不算太高的雾遮岭，穿过东河口镇并不长的街道，再翻过漫长的八家岭，我到家时，还没有到下午四点。家门紧锁，邻居说我母亲正在村东的岗上锄地，而我在村小当民师的父亲还没有放学。

　　母亲看到我去找她，非常吃惊，问我怎么现在回来了。看着被骄阳晒得汗湿衣衫的母亲和那一垄垄长势旺盛的黄豆秧苗，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从我脸庞滑落。我猛然觉得自己此时对高考畏惧而临阵退缩，既对不起自己十多年来在上学路上奔波的时光，也对不起母亲那为我们操劳而显得过于粗糙的面庞。我故作镇静地说是咸菜吃完了，回来拿点就回学校。母亲忙不迭地放下锄头，回家给我打了两个荷包蛋，用开水泡了一碗猪油锅巴，让我吃下;又给我用菜油炒了一茶缸才泡好的咸豆角，浇上麻油，嘱咐我到东河口时一定要坐车回去。显然，她不忍心我在傍晚时分再走二十多里山路回学校，尤其不放心我还要独自翻越漫长而险峻的鸡鸣岭。

　　那天傍晚，我两腿酸痛地回到毛坦厂，实在是累了，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在灿烂的霞光中，我背上书包朝学校走去。

　　几天之后，7月5日八点，我和同学们一起，坐上开往六安的大客车。经过丰乐河上的大桥时，我打开窗户，在同座的惊呼声中，用力把书包扔到河里。

　　那年8月14日早晨，天空湛蓝，艳阳高照，在一双双热切期盼的眼神注视下，我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从我家所在的村庄出发，走了四里多的山路到达东河口车站，第一次坦然地花五角钱买了车票，坐上开往毛坦厂的客运班车。当我走过稻花香里的机耕路、经过操场上高大的胖柳树下、穿过法国梧桐掩映的校园小径，从校长室拿到那封从华东师范大学寄来、写有我名字的牛皮纸信封时，甚至忘了与头发花白、满是笑意的校长握手，就忍不住一溜烟向车站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