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华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老家金寨农村三合中学读初二那年，身高已长到一米七五。南空部队在我们金寨县中学生中招收飞行员。

　　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想让我去考空军飞行员，就让他的同事林叔叔带我去江店区医院接受全面体检，结果我顺利通过体检，与超、明两位中学生作为全县合格考生，由县人武部的叔叔带我们到六安地区军分区接受地区级体检。来自全地区的几十名县级的合格考生由军分区组织医生对我们进行第二轮全面体检，结果又很顺利，我与超、明3人全都合格，其他县也有4位中学生体检合格。我们7位通过地区级体检的考生被通知留下来，南空部队医院将有医生前来对我们7名考生进行最后一轮的全面体检。

　　我们住的地方，是军分区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好像是一个明清时期就建造的老房子，青砖小黑瓦和粗大的房梁组成的房子空间很大，没有天花板，站在房子的地面上，仰头可以看到被烟熏的黑黢黢的房梁和由上至下成行紧紧排列的小瓦。在等待南空部队医生时，天寒地冻的，气温大概在零下七、八度，我们洗脸的露天自来水的水龙头被冻住了，我们没有地方洗脸和刷牙。我们两人睡一张床，床板上铺了一些稻草，稻草上面蒙了一条床单，床单上面是一条薄薄的被子，夜里冻得我们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取暖。我们在军分区招待所待的十来天里，吃的是米饭，菜是炒胡萝卜丝。

　　南空部队的医生终于来了，要给我们进行最后的体检了。那时招飞体检，既严格体检，又重视道德品质的观察。体检中有一项是坐旋转的座椅。医生让我坐上那张转椅后，用一根带子固定住我的身体，然后用一只手快速转动转椅，转得我感觉天旋地转，眼冒金花，心里感到非常难受。转了10秒左右，医生停下椅子，等我稍微恢复常态时问我：“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好难受，晕，还恶心。”医生在我的体检单上一个空白的格子里写下了“合格”两字。有一个外县的考生在坐转椅时对医生说感觉很好，医生问他头晕不晕，他说一点不晕。于是他被淘汰了。后来听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坐转椅肯定会头晕的，明明头晕却说自己头不晕，那就是不诚实，说假话，道德品质过不了关，所以，凡是说不晕的考生，都在这一关被淘汰了。

　　在等待体检的时候，我们7位考生都站在或蹲在几间体检房子外面的小巷里。那窄窄的小巷两边是由那些老砖砌成的年代久远的高高的灰墙，地下铺的发黑的老砖之间的缝隙长着青苔。因为我穿着单薄的衣服，脚下的黄解放鞋因为出脚汗，鞋坑里都是潮的，一点也不暖和，寒风从小巷里吹过时，冻得我浑身直打冷颤。就这样，我还是一关一关地通过了。

　　进入最后的主检，有一位50岁左右的医生，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医生，好像那个年轻一些的医生比那位年长的医生职务要高。年长的医生让我躺到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窄窄的床榻上，命我将裤子拉到膝盖以上，露出光光的腿杆，接受测试。虽然房间里有一盆炭火，但因为房子里空间太大，我似乎感觉不到有炭火的存在和温暖，我几乎处在半冻僵状态。两位医生让我闭上眼睛，他们用一个小镊子夹着一小块海绵，对我说，我们用海绵试你的神经敏感，你把眼睛闭上，我们碰你腿上的皮肤一下，你说一，再碰你一下，你说二，碰你几次，你就数到几。他们用海绵从我的脚部一直触碰到我的膝盖处，我竟然没有感觉到。他们测试结束后，我听那位年长的军医小声地对那个40岁左右的军医说，这小孩穿得太单薄了，没有穿棉裤，是被冻麻木了，所以感觉不到了，不然不可能一次也感觉不到，他前面的体检结果都非常好，是不是让他暖和暖和再复查一下?那个40岁左右的军医说，我们只按照规定办，他冻麻木也好，感冒也好，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管不着。那位年长的医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没有再作声，但我分明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同情和无奈。在决定我命运的这最后一关——主检，我被淘汰了，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当空军飞行员、为国家为国防效劳的理想了。最后合格的只有一个人，他叫锋，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好，参加体检时，不仅穿着厚厚暖暖的棉衣棉裤和棉鞋，而且竟然还有棉帽子，他也不用住在招待所，因为他家就在六安城里，可以回家吃饭、睡觉。

　　多年后，已是团级干部的锋从空军退役回到了六安，被分配在市直某委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在一块时，他会讲到他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一些事情。还告诉我，他曾在国家阅兵时与他的战友驾驶战斗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时的心情。他越说这些，我心里就越是纠结，因为，我本可以像他一样，驾驶着战鹰飞翔在祖国的蓝天上，守卫着祖国的领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