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鸣

　　引言

　　《响郢》是一部有着乡村民间史诗品格的大手笔的小说。我惊诧于作家陈斌先宏大叙事的能力和深沉博大的批判意识，小说来自乡土村落的原汁原味和历史的庞大理念，语言的粗粝有力又精细入微。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彻底被作者的“用心良苦”而感动。

　　所谓“响郢”，是“封建社会乡里绵延数代、有德行有威望的大户人家，其户主属于乡绅阶层，他们的存在曾对维持乡村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1〕全书10章通过“响郢”这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巧妙地将家族沉浮与社会变革，传统秩序和革命思想联系在了一起。

　　宏大叙事中深刻的主题

　　小说叙述董、孙、廖三家过去的与现在的响郢。三家核心目标是一致的，即想方设法地使自家的响郢更“响”。小说的前半部分(前7章)在董家的破败落后和廖家更胜孙家一筹中，主要通过孙家太爷孙宝斋进行的各种算计来展现对这一核心目标的追求。孙宝斋在处理与董家三兄妹的冲突中，看到了孙家与廖家的差距——虽说孙家四世同堂、人丁兴旺，但却没有响当当的人物，于是培养重振孙家响郢大业的人才成了孙宝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对外他送孙家芬到城里读书，让孙家树去报考黄埔军校，在家里则苦心培养孙家树的童养媳董风玲。这一部分里孙宝斋对董风玲的培养写得最是波澜起伏。起先我们读者都觉得两人是根本对立的，董家当时已经衰落，沦为社会的底层，董风玲的大哥差点被孙宝斋折磨死，二哥被逼离家出走，生死未卜，董风玲本人被迫成为孙家的童养媳，可想而知她与孙家太爷之间的关系如何。孙宝斋则抓住董风玲顶撞自己的过错，惩罚她到厨房做苦役，但在一连串的角力中，双方竟然完成了对彼此的认同。孙宝斋通过对董风玲心性的打磨，顺利地让她接受了自己想要灌输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使其变成了对孙家对响郢的自觉维护者。

　　可是如果因此认为，这部小说就是写三家的明争暗斗，那就太局限于这几个家族内部了。随着被孙家逼得离家出走的董风梁成为红军后又回乡闹革命，孙家芬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做了董风梁的战友，孙家树投靠国民党的文旅长而变为寿春保安团的团长，小说一下子从家族争斗演变成了革命斗争，变成了新旧势力的博弈。小说的后半部分(后3章)也随之一下子就提升了小说的思想性：到底是维护自己的“响郢”，还是让村村都成为“响郢”就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核心。而这一部分写得最惊心动魄的不是代表国民党和乡绅利益的孙家树与代表共产党和底层人利益的董风梁之间的你死我活，却是董家兄妹之间无法争取对方理解和支持的隔膜。无论是孙家太爷孙宝斋，还是廖家太爷德公，抑或是重孙辈的孙家树和廖阶福，想要固守自己的利益，我们说都可以理解，但是令董风梁倍觉不可思议的是，大哥董风堂小妹董风玲竟然都毫不犹豫而且态度坚定地站在了维护响郢利益的一边，成为了传统秩序的守护者。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孙家芬拥护革命和被压迫者的董风玲反对革命在此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如此起伏跌宕的情节安排中，作家陈斌先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传统美德和传统秩序的差异。“仁义礼智信，德行孝悌廉”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孙家太爷和廖家太爷口中是美德，在他们的心中其实是秩序。所以他们会满嘴仁义道德，却实际上干了很多维护旧秩序而与道德其实无关，甚至有悖道德的事情，比方说廖家帮孙家解围是基于对自身阶层利益的保护，孙宝斋对孙家树娶了平儿的反对是因为重孙坏了“规矩”，至于农具房里的灵异的脚步声更是影射了多少不守秩序而被杀的冤屈的鬼魂。而董风玲、董风堂两人却分不清二者的差异，心里念叨着响郢精神、道德伦理等美德却在行动中维护着旧的传统秩序。事实上，我们至今仍有多少人分不清传统美德和传统秩序的差异，总是把应该对准旧秩序的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有什么比这个批判更深刻的呢?滚滚而来的历史车轮，也来不及分清这些就开始全面碾压了——在摧毁旧秩序的同时，也造成了响郢文化的断层。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够深深体会后记中孙家芬的抱怨和董风梁的懊恼这一情节上作者的匠心独运。

　　传统手法中丰富的意蕴

　　小说手法并不“先锋”，起初，读者会以为那个叫花子郎中是神仙，小说可能是带点魔幻色彩的，读到后来才知道那人是“二当家”，是共产党，并不是“仙人”。陈斌先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只是放弃了以往文学叙事中常见的“善——恶”“道德——历史”冲突的模式，在宏大的叙事里建构了一个“人类学”和“历史”的复调结构。前者交织着人的性、饥饿、情感需求等与风俗趣味、伦理情调、道德秩序等的冲突，后者彰显历史发展规律的强大和个人命运在历史进程中的虚弱。整部小说无论是太爷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都在时时接受乡土人性的拷问，又都不得不接受历史的考验。如董风玲对于孙宝斋的恨与维护，直击人性的底线，写得触目惊心。而孙家树和董风梁二人的“成长”则显示了历史对于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孙宝斋为了顺应时势的发展送孙家树去投考黄埔军校，是想效仿复制已经获得成功的廖家响郢，以重振孙家响郢的雄风。一波三折后孙家树没能通过考黄埔军校来改变命运，却娶了文旅长的千金平儿为妻，摇身一变为县保安团团长，变成了以彻底剿灭政治对手共产党响郢游击支队为目标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孙家树一样经过了一番颇为复杂的过程之后，董风梁接受了共产党所倡导的一整套革命思想，成了红军。他作为响郢游击支队的主要负责人潜回故乡，要充分发动底层民众的革命积极性，打倒土豪劣绅，最终从根本上颠覆国民政府的统治。有谁能想到两人乃至两家的命运会因为历史机遇而发生如此根本性的反转?这也反映了个人在历史面前还是渺小的：孙家树本有机会加入红军队伍，却因为个人认识局限而错过;董风梁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去投奔红军，如果不是遇到“二当家”，也只会是一个土匪。陈斌先由此张大了小说叙事的空间和容量，使小说达到了人类学和历史互为丰富和混响的效果。

　　而用戏剧的场景与氛围来写历史，这也算是批评家张清华说的“文本中的文本”〔2〕了，仿佛陈斌先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响郢”这一舞台上正在上演一部已经“存在”的戏剧。戏中作为“民间记忆”的历史，同社会前进的“正史”，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应和和混杂，展现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两个太爷的形象的塑造，采用了多维度来展示其多面性的方法，使两个太爷形象很饱满。董风玲和廖阶福的塑造，则主要通过董对孙家太爷的态度变化和廖对梅花的态度变化来显示人物的丰富性，同样精彩。对孙家树的刻画，通过他在时代风云中的前后发展变化，写出了一个很难用善恶一下子就能论断的人。可以说，小说中大多人物，都栩栩如生，例如次要人物张裤带，作者写出了她作为底层妇女形象的愚昧乃至无耻的一面，也通过苦难来展示了她的另一面善良。

　　小说的作者是安徽省寿县人，寿县古称寿春，作者对故乡寿春这一意象的运用和语言的选择也非常值得研讨。寿春响郢带有一定的寿县地方特色，比方说农闲时看庐剧等，尤其是文中人物大量“土得掉渣”的方言土语和关于响郢的精细描绘，能比较好地显示一种历史的“在场感”。但总体上看寿春响郢只是旧社会生存境象的一个缩影。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典型的外省，安徽总是与灾难、贫穷相联系，而民众的生存也总是在艰难中变得扭曲、麻木甚至残酷，陈斌先在怀着温情来写“故乡”的时候，其实是在批判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处于偏远外省的民族性格和它们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普遍性。这一方法使他的叙写超出了一般的“民俗”或“乡土人情”的范畴，而变成了“人性”的、“历史”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陈斌先获得了最大的人性和历史的深度，他让我们“看到了淮河岸边安徽乡村社会历史的变迁，看到了人的命运的丰富性，看到了乡土人性的奥秘”〔3〕。

　　结语

　　以孙宝斋和董风玲为突出代表的响郢文化，是以儒家精神和封建秩序为灵魂的，在滚滚而来的新的文化运动和革命大潮面前自然会被淹没。响郢中的乡绅，这个在土地革命中被看作“土豪劣绅”的阶层的消亡也就不可避免。但作者陈斌先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简单叙写中，而是在传统响郢的纷争和消亡中，给出了村村都将成为响郢的理想和传统美德不可废弃的思考，这是他的这部小说最可贵之处。

　　参考文献：

　　〔1〕陈斌先著.响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张清华著.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3〕梁鸿著.外省笔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