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刚
许正刚 摄
2016年9月23日，西安交通大学隆重纪念彭康校长诞辰115周年。许正刚 摄
2017年9月19日,抗战时期在大别山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后代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在皖西参观访问时留影于原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旧址六安城区孔庙。左起：彭康之子彭城、何伟之女何生、后文瀚之女后晓淮、张劲夫之女张小杭、许晴之子许霆。
许正刚 摄
彭康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华北广大地区沦入敌手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从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企图占领徐州，达到打通津浦路的目的。
这时国民政府已迁驻武汉，1938年1月13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至六安。1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2月13日，李宗仁正式就任安徽省主席，并指挥津浦路南段国民党军队抗战，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在李宗仁主皖之前，大别山区的中共皖鄂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分署”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红军和游击队、便衣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省抗战。
为了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实现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相继派一些同志来鄂豫皖边区负责红军、游击队工作以后，又先后派一批党员干部到皖西地区工作。1937年11月，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李世农成立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李世农为书记。1938年1月，中共中央提前将在延安学习的曹云露等派回安徽工作，成立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曹云露为书记。
中共中央根据上述情况，及时发出了关于开辟大别山工作的指示。1938年1月，张劲夫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从武汉绕道信阳到达六安。4月，彭康、谭光廷受长江局的派遣到六安，和先期到达六安的张劲夫联系上以后，根据长江局的通知，正式成立了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张劲夫任宣传部长，谭光廷任军事部长。省工委隶属长江局。工委机关暂设在六安小东门外六德公园附近一个农民家里。省工委成立后决定：成立舒城中心县委，太湖中心县委;六安中心县委，寿县中心县委，此外还有原来在安徽活动的一些爱国青年救亡团体党的关系，一个一个接上了头。
以彭康为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工委成立后，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一方面继续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各县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另一方面积极做国民党省政府和桂系军队的工作，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1938年4月，省工委成立后，将前以曹云露为书记的安徽工委改为寿县中心县委。八、九月间，省工委又改寿县中心县委黄岩为书记的寿六霍中心县委。在省工委中心领导下，中共霍山特别支部于5月成立，6月改为县工委。1938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合肥县政府机关迁到合肥西乡，为了加强抗战工作，寿县中心县委组建了中共肥西工委。
2.1938年4月，省工委将皖中工委改为桂蓬任书记的舒城中心县委。在此以前，在舒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共党员鲍有荪等受长江局董必武的指示，成立舒城特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8月，成立了以鲍有荪为书记的舒城县委，属中心舒城县委领导。
3.1938年五、六月，日军侵占合肥，接着向六安进攻，桂系安徽省政府向大别山区金家寨迁移，中共安徽省工委也随之迁至金家寨附近，抗日民主力量汇集山城。为了加强党的地方工作，省工委立即组建了以何绪荣为书记的立煌县委，直属省工委领导。
4.1938年2月，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由武汉来到六安，其中有10名中共党员。后来，中共中央长江局将这些同志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安徽省工委。省工委立即在学生军建立党支部——支部干事会，莫如珍为书记，直接向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汇报工作。广西学生军支部建立后，陆续接纳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党。
5.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于1938年初由安庆迁到大别山区六安。李宗仁从抗战形势的需要和桂系自身利益出发，决心借助共产党和爱国进步力量立足安徽，故启用社会贤达，排除顽固分子，唤起民众抗日。共产党则借此发展自己，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反对顽固势力，这就使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现实性。
1938年2月李宗仁在六安就任安徽省主席。这时，从安庆迁移的各机关学校团体及工作人员和亲属，平、津、沪、宁及皖东多地救亡团体和众多难民，一时云集六安，使以往相对闭塞、沉静的古城六安热闹起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直追求民主的爱国进步人士朱蕴山、章乃器、沈子修、常恒芳、光明甫、余亚农、石德纯、岳相如等人齐集六安，拜访李宗仁等。他们多次会晤协商，讨论省政设施和筹建动委会事宜。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和斗争，李宗仁于1938年2月23日宣告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简称安徽省动委会)成立。由于李宗仁要指挥军队在津浦路南线作战，省动委会主任委员由代理省主席张义纯兼任。
为了使各级动委会真正成为共产党影响下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委选派了周新民、陈国栋、魏文伯、刘鸿文、孙以瑾、鲍有荪、田兰田、赵敏、王伯苑、麦世法、后文瀚、詹云生、史迁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省和各县动委会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以省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公开身份，具体领导各级动委会内的共产党员同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工作，掌握动委会工作的开展。
在中共安徽省工委指导下，在安徽省动委会领导和推动下，全省各地特别是皖西各县都先后开展了多期民众动员宣传周运动，以各种形式开展民众动员工作。六安城乡的动员工作更迅速有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多种群众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各种抗日演讲会、戏剧表演会、座谈会、歌咏会、展览会和募捐活动接连不断，抗战歌声和口号此起彼伏，形成万众一心团结抗战的浩大声势。为了推动安徽抗日工作，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董必武于1938年5月下旬到皖西视察，不仅同中共安徽省工委、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同志研究工作，而且分别同省动委会领导人朱蕴山、丘国珍等商谈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问题，并召集省工委书记彭康和中共党员许杰、孙以瑾、狄超白等20多人开会，介绍刚刚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内容，批判“亡国论”和“速战论”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抗战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鼓舞民众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1938年5月14日，日军占领了合肥。合肥距六安仅七十公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于6月27日从六安迁至大别山腹地——立煌县金家寨。中共安徽省工委随之西迁。省工委研究决定搬到金家寨附近桃树岭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内。因中共中央长江局要送电台来，以后上传下达靠电台联系，需要武装警卫，只有利用兵站较好，可以组织一个排的武装警卫，彭康、谭光廷就先动身离开六安去了兵站。省工委委员郑维孝是兵站的站长。
彭康同志在进驻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前，先临时居住在立煌县城资平街县动委会开展工作。当时彭康在资平街，一面忙着与来访的同志谈话，一面手不释卷地读书，每天要到深夜十一二点后才休息。
立煌县动委会办公室和宿舍，加厨房一共不到10间房屋，本来就够拥挤的了，不久省教育厅直属工作团约30人，又要挤到县动委会里住。教育厅方治既掌握省教育大权，又掌握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大权，是CC系干将。他要工作团霸占县动委会的地点，其目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县动委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王北苑把这一情况向彭康和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建议为了彭康同志的工作安全，应当替他想办法另找办公地点。张劲夫同意了王北苑的意见，后来在立煌县城大街中心地区找到了一幢房屋，较之资平街安全多了。
转眼到了1938年深秋，彭康同志根据武汉会战中日战争战况，向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多次谈了对形势得分析：“武汉外围的中日战争很紧张，国民党军队有继续后撤的可能，有很多抗战团体已开始从武汉往四川方向转移。但大别山地区必须要坚持住。”就在这时，王北苑了解到安徽省财政厅有一批枪支弹药储藏在一座碉堡里，想趁此机会用这部分枪支弹药装备一支部队，遂向彭康、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他俩听了，又惊又喜，问这个消息从哪来的。王北苑说从财政厅一位科长那里听到的。
彭康考虑了一下，对王北苑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支队伍只能在财政厅的名义下建立，你一定要和章乃器先生说清楚。至于为何组建，什么人去领导，在枪支问题落实后再商量。”
王北苑立即到了省财政厅，见到了财政厅长章乃器先生。章先生听取了王北苑的建议，立刻通知财政厅一科科长到他办公室，了解枪支和弹药问题，并当着王北苑的面，要这位科长配合王北苑的工作，枪支和弹药由王北苑支配处理。
王北苑把章乃器先生的意见向彭康、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彭康决定由立煌县动委会张维城负责领导这支队伍，成员来自县城附近的农民。由于这里过去是老革命根据地，这些农民都参加过游击战争，很快就组织起三个排的兵力。
张维城带着这支队伍到财政厅领取枪支和弹药，彭康同志也参加了，和大家一起扛着枪，挎着子弹站在队伍里。当天晚上，彭康又和大家一起在立煌县城的山上山下、大街小巷巡逻。
1938年10月间，由于工作需要，彭康同志迁到立煌县城北边桃树岭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办公。不久，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和设在兵站内的安徽省工委机关便由桃树岭转移到立煌县白水河上游荞麦河。同年冬，迁移到白水河的汪家老屋。
新四军四支队兵站任务就是向驻立煌的国民党省政府要粮、要饷、要服装、要武器。兵站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掩护和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党组织从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陆续分来一些同志到大别山后，均由省工委书记彭康同志接谈并安排到新四军所属部队或地方参加抗日工作。对国民党省政府一些官员来兵站联系事情，则由兵站站长、总务负责人或副官出面接洽。
据时任中共立煌县委书记兼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副官、解放后衡阳工学院党委书记徐其昌回忆说:“彭康同志来到兵站以后，我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接触的机会多了，他知识渊博，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关心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兵站的生活相当艰苦，说不一定几个月才能发块把几角钱零用，平时基本吃素。彭康同志总是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从未特殊过。他嗜好吸烟，常常因为无钱而断炊。我送他几包手工造的土纸烟，他也很高兴。记得在荞麦河的时候，彭康同志和王连同志结婚，一对大知识分子的婚礼十分简单。尽管没有红烛新房，但是小小的土屋里却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气氛，荡漾着一片庆贺的欢笑声。同志们祝贺新郎和新娘并肩携手，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贡献自己的一切。”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指派在中共湖北省工委任宣传部长的何伟同志传达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大别山工作的部署。何伟到达皖西后，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利用暂留大别山时间，奔波于立煌与舒城之间，一面协助安徽省工委彭康负责同志处理事务，一面在安徽省动委会及其所属的几个工作团中开展工作。
为了加强鄂豫皖边区工作，中共中央于1938年冬又派郑位三到立煌组建鄂豫皖区党委。彭康同志派徐其昌到仙石迎接他们。郑位三来到白水河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后不久，便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皖西、豫南、鄂东等地区的中心县委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即将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将去参加，会后中央派他到鄂豫皖区传达会议精神。
1939年2月，中共安徽省工委在立煌县白水河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郭述申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如何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好地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做出贡献。为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安徽省工委，成立中共鄂豫皖区委员会，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津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工作。区党委由郑位三任书记，何伟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彭康任宣传部长，张劲夫任民运部长，谭希林任军事部长，以上五位同志为常委。机关设在立煌县白水河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内。区党委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中心任务是继续“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区党委还在民运部和宣传部下面分别设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少景;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孙以瑾;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朱凡。何伟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国民党上层及抗日民主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
鄂豫皖区党委成立前后，为了培养干部，由彭康主持，在白水河举办了三期党员干部训练班。郑位三、彭康、何伟、黄岩等讲课，辅导大家学习党的基础知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论持久战》等。训练班还结合具体情况，研究工作任务和方法。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政策指导和抗日舆论工作，区党委还在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内创办《三日新闻》，登载由电台接收的华北播发的新闻及有关重要文章。那时办这样的小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职编辑只有一人，还兼刻蜡纸、油印，实在忙不过来，就临时从兵站里抽人突击一下。晚上九十点钟，在电台发出滴滴滴滴接收信号中，工作人员就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迅速记录;编辑连夜编排、刻印。报纸虽然版面不大，但内容较为丰富，消息及时可靠，在抗日群众团体和民主人士中广为流传，对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战绩，揭露国民党投降派反共反人民阴谋，动员人民坚持抗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后，随着统治安徽的反共逐渐猖獗，国民党特务机关竟在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对面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来往于白水河及周围的“小商”、“小贩”也日渐增多，兵站的活动和设在兵站的鄂豫皖区党委机关受到严密的监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于7月上旬亲赴立煌，同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等桂系头目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新四军又在立煌石峡口余家湾设立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由何伟任参议，准备代替新四军四支队立煌兵站工作。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可能向大别山我后方机关发动进攻，区党委领导机关应转移的通知精神，立即采取措施，把在桂系统治地区的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有计划地向新四军活动地区撤退，区党委机关要立即撤退到庐江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避免桂系顽固派可能的袭击。由于中共中央指示的英明及时，桂系顽固派还未来得及向我党开刀的时候，区党委按照中央的指示，有计划分批地把党的力量向皖东、淮北新四军活动地撤退转移。区党委五位常委，留下何伟同志部署撤退工作，留下一部电台和一排武装，郑位三、彭康、张劲夫、谭希林和身怀有孕的王连等先走;郑位三由武装卫士陪着先到舒城西港冲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张劲夫以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公开身份，借口外出视察，然后到舒城西港冲与郑位三汇合。张劲夫和也怀有身孕的夫人胡晓凤于7月24日离开立煌。鄂豫皖区党委转移至皖东，继续领导到大别山党的工作，直到1939年十一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撤销鄂豫皖区党委，成立豫鄂边区党委和皖西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