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余品英(1911～1932)女，金寨沙河人。民国18年(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5月6日商南地区立夏节武装起义后，余品英毅然冲破封建世俗观念的禁锢，积极主动地加入到打土豪劣绅的行列。不久，被吸收参加沙河乡苏维埃妇女会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她积极动员和组织妇女做军鞋，照顾红军伤病员，为支援部队作战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沙河乡苏维埃党委宣传委员。

　　余品英诚挚热情，自编自唱山歌，深得乡亲们喜爱。她负责三区的教育和扫盲工作，自编教材、自己兼课、关心教师，多次受到县苏维埃的表扬。

　　民国20年夏，敌人封锁苏区，红军部队急需抗菌药品医治伤员。余品英多次化装成富家少妇，坐着轿子，往返于敌占区，购回大量军需药品。民国21年秋，她在带领群众转移时，不幸落入敌人手中。残暴的敌人软硬兼施，要她穿“红绣鞋”(即：两个烧红的犁铧尖)，她嘲笑挖苦敌人，毫不犹豫地穿上“红绣鞋”，敌人的威胁利诱对她毫无作用。最后，她被敌人剁成4块，壮烈牺牲。

　　1930年春，余品英担任区委宣传部长，负责全区的教育和扫盲工作。在她的努力下，全区六个乡，很快都办起了小学，有些边远村庄，还办了夜校、识字班。

　　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余品英除了自己兼课外，还办起了师资培训班。她要求各乡苏维埃安排教师生活，使其田有人耕、地有人种、柴有人打。这样，教师们就安心工作了。三区的教育工作经常受到县苏维埃的表扬。

　　余品英办教育还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想办法解决。有一次，她发现上夜校的学员们听课时都在下面打瞌睡。她马上找一个学员问：“为什么不听课?”学员说：“老师教我们念的句子，我们一个字也不认识。”

　　余品英得知这个问题后，便和老师商量，编了一些常用词语识字课本。如“中国共产党”、“农民协会”、“财主”、“穷人”、“男女平等”、“减租减息”等。从字义到词义，结合宣传党的政策，引导大家识字，提高阶级觉悟。这样，有效地提高了大家上夜校的积极性。

　　余品英还发现，参加夜校学习的妇女很少。她通过了解，得知产生这个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妇女家务重、走不开;二是受封建思想影响、认为识字没有用处;三是父母、丈夫、公婆们不放心，怕学野了心、走邪了路。余品英认为：妇女历来都被当作是家庭的附属品，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如果妇女再不读书识字，那何时才能翻身解放?于是，她召开各乡苏维埃妇女干部会议，把动员妇女上夜校作为解放妇女的一项任务来抓。经过宣传动员，各乡妇女中很快掀起上夜校的热潮。

　　1931年夏，我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敌人为了报复，经常出动飞机在苏区撒化学毒剂。很多人皮肤感染溃烂，有些人中毒死亡。

　　这时，余品英已调任豫东南道委常委兼妇女主席。她看到群众遭受如此痛苦，心里十分难过。一次，道委讨论治愈群众中毒感染问题，分管医疗工作的同志提出：治疗这种感染一定要用一种德国生产的抗菌素。这种药，只有到白区去买。但当时到白区的道路都被敌人封锁，无法通行。余品英便提出，由她亲自去商城县城找同乡、“仁济药房”老板王泽芳。组织上开始不同意，怕她一个女同志出问题。余品英说：“正因为我是个女同志才容易活动。”组织上被她说服了。

　　一天，余品英化装成一个卖柴的村姑，和一个老交通员潜入到商城县城。为了试探敌人的搜查方式，余品英开始并未到“仁济药房”买药，而是买了一些迷信用品和日用杂货，同老交通员来到县城南关哨卡。他们发现哨兵们对一些穿着不好的穷人查得很仔细，而对一些阔绰的男女，不但不搜查，还点头哈腰，施礼放行，这给了她很大启发。她立即找到“仁济药房”老板王泽芳(王的两个本家弟弟都是共产党员)，说明来意后，得到王泽芳的大力支持，买到了一些德国产的抗菌素。余品英化装成一个阔少妇，老交通员化装成佣人，雇了一顶大轿，把药装在皮箱里，放在轿座下面，坐着轿子，向城门南关而来。到了哨卡，敌人刚要掀轿帘，就被余品英大骂一顿，敌人吓得直点头，乖乖地让她出了城。

　　余品英就是这样神出鬼没地往返于敌占区，不但买回了大量药品，还购买了很多急需的军用物品，解决了苏区当时的困难。

　　1931年秋，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豫东南道委命令余品英和道委直属独立团第五营营长夏学山带两个排的兵力，开展游击战争，相机打击敌人，保卫苏区人民。

　　一天，余品英得悉敌人在胭脂、河坪、鸡蛋坪一带疯狂屠杀我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便决定和夏营长前去营救。不巧，中途和敌五十四师一部相遇，他们多次冲锋，均未击退敌人。余品英考虑到我军子弹缺乏，不能恋战，便命令夏营长率部向右侧山峰突围，她带领警卫员李承贵负责掩护，夏营长坚持由他掩护，要余品英带队突围。余品英严肃地说：“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你要服从命令。”夏营长拗不过，只得服从，带着部队向右侧山峰突围。

　　余品英立即攀上一棵大树，向敌军连开数枪，并高声喊道：“白军们听着，我们是红军游击队，希望你们只和我们交战，不要残害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要讲良心，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是历史的罪人，不算好汉!”喊罢，又连发数枪。敌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和枪声，立即扑了过来。

　　余品英很快溜下树，和警卫员小李藏进一个深沟石洞里，敌人嚎叫着搜了一阵，连人影也未见到，只得离去。

　　晚上，余品英带着小李摸回娘家。可是，家里被敌人糟蹋得一片狼藉，空无一人。余品英正想找点吃的，一个连的敌人包围过来，一部分敌人已窜到门口，她顺手提起一个火炉，向窜进门的几个敌人砸去，果然有效，敌人被眯了眼，呛得直咳嗽。余品英迅速拉着小李跳出窗子，潜入山林。敌人又扑了个空。

　　1932年秋，我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国民党匪军三十多万人，乘虚直入，整个苏区一片白色恐怖。道委指示余品英和夏营长带领一部分逃难群众向深山转移。然而，当他们来到椿树坳的山岭时，被敌人包围了。

　　狡猾的敌人怕搜山挨黑枪，便采用“火搜”——放火烧山的办法。熊熊烈火从四周直向战士们和逃难的人群扑来。

　　“突围出去，不能坐等烧死!”余品英和夏营长商量之后，决定各带一个排战士，将逃难群众分成两组，向东西两个方面突围。可是，余品英还没有走出一个山梁，就有退回的战士向她报告：夏营长受伤被俘了，战士们大部分壮烈牺牲，逃难的群众也多被敌人打死和抓去。余品英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义愤填膺，复仇的火焰在她胸中燃烧。她向战士们高喊：“同志们，为人民报仇的时刻到了!”说罢她便命令一个班长继续组织群众突围，自己则率二十多名战士冲出火焰，杀向敌群。血战半个小时，战士们大多倒下了。她正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时，被从后面窜过来的两个敌人抱住了。

　　敌人对余品英、夏学山进行审讯，每次都是严刑逼供。可是，任凭敌人如何凶残，这两个坚强的战士什么也不说。最后，敌人要他们自首，也被他们严词痛斥。

　　余品英悲愤激昂地说：“不要啰嗦!你们任何手段都吓不倒共产党人。我等着你们这一着!”敌人无计可施，最后将余品英剁成四块。

　　年仅22岁的余品英，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