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仕龙

　　几年来，我在书房中，读书数十本，撰写了100多篇文章，创作了几十首诗歌，协助主编编辑校对了家乡出版的6年23期文艺期刊，编辑出版了个人两本文集，完成了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老干局、市关工委，校党支部下达的纪念文章、征文、讲演稿、通讯报道的撰写任务。这书房，现今已成为我与先哲对话的平台，了解世界的窗口，奉献余热的舞台，自娱自乐的空间，我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书房，我的退休后生活如何度过。

　　十多年前，我作为“北漂一族”，在北京市一所民办大学任教期间，由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我就学会了电脑打字和发电子邮件，是儿子和女儿对我进行电脑启蒙的，一次，电脑有了毛病，儿子在千里之外，让我将微信视频对着电脑屏幕，他讲解，我操作，最后终于排除了电脑故障，使我再次轻松地敲击键盘，移动鼠标，思想驰骋于网络天地之中。“能者为师”，儿子、女儿、儿媳在电脑和新科技方面确实是我的老师啊!

　　强国需重器，治家也需重器。书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不动产，是家庭由贫穷走向富裕，走向兴旺的重器。我书房中共有两组同样模式的书橱，并立于右侧的墙壁边，栗壳色，三段式，上层分3隔，装有玻璃门，下层分两隔，木质门，中层的空间只有上下层一个隔间的大小，无门。上层摆放常用的书籍，下层存放着不常看的书，中层摆放刊物。

　　我自幼就喜欢买书，在我的记忆里，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就订了《人民文学》、《文艺评论》，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订过《教育报》、教学参考资料、政治理论方面的期刊。“文革”后文化市场繁荣，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一次性地将《红楼梦》等我国四大名著收入囊中，我每次出差，逛书店是重要的选项，那年到泰国、香港旅游共背回了7本书。只是一生颠簸，多次迁居，许多有价值的书籍都散失了，有的被当成废品卖了，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惜。

　　现在存放在我书橱(包括书柜、书箱)中的书近千本。这些书从来源上看有三个方面，一是自己花钱购买的，占85%以上，早些年我都是在书店买书，近几年更多的是网购，一位博友在博客上传出自己出版诗集的信息并公布了银行账号，我汇款去，他随即邮来一本《玫瑰与刺》;二是组织上、单位所发的;三是文友馈赠;后两部分占15%左右。书似玫瑰，超然物外，心灵相通，馈赠留香。“君子之交淡如水”，知识分子之间赠送书籍无行贿受贿之嫌，是心心相印、同频共振的高雅之举，能够进一步加深友谊。我喜欢赠书给学生和同事，凡是亲友送书给我，无论是自己撰写的还是购买的我都满面春风地笑纳，黄圣凤老师的新书每次出版后都送给我，近日，她一次送我15本《兄弟姐妹都开花》，并嘱咐我再转送给我的爱看书的学生和同事，我的几个学生也“投其所好”多次送书给我，我的女婿和在大学读书的外孙也给我送过书。我书橱中的书从内容上看皆为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其中文学书籍居多。然而书橱中的书，我真正读了一遍或多遍的是很少一部分，像关于毛主席诗词和唐诗宋词方面的书我都认真读了，还有刘小川的一套4卷本《品中国文人》、苏东坡张居正等名人传记、梁衡、毕淑敏、余光中、余秋雨、林清玄、黄圣凤、周国平、席慕蓉等著名作家的散文也是我的最爱，我边看边批注，有些还写了读后感。读书可分为精读、略读、备读三种读法。我想，如果每个藏书者书橱中的书都认真读了，都能记得，那还了得，那他不早是大学问家了?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的书橱中有一部分书就像字典一样摆在那里是备查备用的，平时很少翻阅。

　　书房，顾名思义是藏书读书的房间，是个人学习工作的地方，然而在那物资匮乏、住房紧张的年代，对于我这样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也是奢望。新世纪来临后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书房，虽然这是个迟到的“礼物”，但是从此我心中就洋溢着一种温暖。

　　许多文人墨客都把自己的书房称作为书斋，并命有雅名。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把自己的居室兼书房叫“陋室”，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把自己的书房叫“聊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梁启超的书房叫“饮冰室”，姚雪垠先生的书房叫“无止境斋”，黄圣凤老师的书房叫“博敏斋”。我没有给自己的书房起名，我觉得我还不够那个档次，不够那个格，还是不要东施效颦好，就像今年教师节晚会上最后的压轴节目——《无名花》所演唱的那样：“花儿本无名，无名真本性”。

　　书房是治家的重要内容，现在有了书房，有了书桌、书橱和电脑，学习就有条件，一个弥漫着书香的家庭一定是一个“知书”而“达理”的家庭，愿我们的后辈能超过前辈，真正成为“书香门第”，让孩子们的生命中有更多的文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