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搜集整理

　　题记：29集电视剧《上将洪学智》在中央电视台八频道黄金时段“热播”后，人们在对洪学智将军更加了解、更加熟悉的同时，也对他更加充满好奇，都想知道电视剧中没有反映或者反映不具体、不细致的一些经历与传奇。为满足大家这一要求，本文就再讲几个上将洪学智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洪学智将军之所以成为唯一的“六星上将”，不仅在于他敢打敢拼、勇往直前、能征善战、功勋卓著。他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判断能力、决策的魄力和节奏、办事的速度和效率，都是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有些还是非凡的、惊人的。

　　一、拿枪“逼”着吴瑞山去“做官”

　　开国少将吴瑞山,1931年参加红军，打仗很有一手，作战勇猛。但是，一提到当官，吴瑞山就感到头疼。1935年春，吴瑞山在红四军通信队当队长时，陈锡联陪同军政委来任命吴瑞山去29团当政治处主任。

　　陈锡联和吴瑞山同一年参军，当时他已经是团长了，而吴瑞山还是个队长，提拔他当团政治部主任在情理之中。但是吴瑞山一听到让他当官，立马托词不去，无论军政委怎么做工作，吴瑞山硬是梗着脖子坚持留在通信队。最后还是陈锡联打了圆场，军政委气鼓鼓地策马而去。

　　几个月后，军政委派人将吴瑞山找来，用命令的口气通知他，让他去30团三营当营政委。吴瑞山还是不去，政委的脾气上来了，立马说道：警卫员，给我拿扁担来。随后抄起扁担就打吴瑞山。可是，吴瑞山一边挨打一边还是说：我不去那里边，让我去前线打仗吧，这官我实在当不了。碰到如此倔强的人，军政委算是没招了。

　　可是吴瑞山越是拒绝，军政委越是偏偏认准了他。于是军政委就将吴瑞山交给了时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打算让吴瑞山到政治部干训队任副队长。

　　洪学智知道吴瑞山已经有过两次‘抗命’的事，于是他刚给吴瑞山下达命令，还不等吴瑞山推诿，立马掏出手枪，顶着吴瑞山的脑袋说道：这次你再不去，就是违反战场纪律。我可要执行军法了!

　　“被迫无奈”的吴瑞山终于同意做官了。后来吴瑞山回忆这段往事，摸着脑袋笑着说道：当时真的没办法呀，洪学智他拿枪顶住我脑袋，可不是开玩笑的!吴瑞山解释说：那时，我不怕打仗，就怕当官。我没多少文化，担心误了部队的事。还有就是我想亲自上战场，和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地、真刀真枪地干，为牺牲的战友和弟弟报仇雪恨!

　　二、点名调来吴先恩担任志愿军的“后勤官”

　　抗美援朝中，吴先恩是唯一一位被洪学智点名、从地方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后勤部副司令员的中将。

　　之所以点名调来吴先恩，是因为他在后勤方面很有一套，是我军非常优秀的”粮草官”。红军时期，吴先恩是红四方面军的兵站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是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的部长。吴先恩起初是带兵打仗的，去管后勤，始于他当营政委时的一件事。那是1930年，他任黄安独立团第1营政委。上任后，他发现各连的伙食管得不好，饭菜做得不好，战士们意见很大。于是，他就想了几个办法，把伙食搞好了，众人称赞。由此，团长发现了他的后勤才能，就把他调到团经理处担任处长。结果，他把全团官兵的伙食弄得红红火火。

　　第二年，他被徐向前调到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担任军需处长。他到军需处后，得知处里保管着6万多块大洋、2000多两黄金、大小元宝300多只，还有一些珠宝。吴先恩心里不禁吃惊：这么多钱物，可出不得半点差错啊!他问：“这些东西平时怎么保管和运输啊?”有人答道：“我们有25匹马，全靠它们来驮，黄金集中由两匹马驮。”吴先恩说：“这么多财物，集中在几匹马背上，万一出了差错，可不得了!”随后，他就进行了改革，把全处人员分别编为黄金、珠宝、大洋等几个组，财物按类别由各组甚至下发到各团负责保管运输，把过去集中用两匹马驮的黄金分散为七八匹马驮。这样，就是丢了一匹马，损失也不会太大。他的这一套办法立即被红四方面军全面推广。

　　吴先恩担任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好几年。朱德称赞他说：“吴先恩是个好干部。”

　　在抗日战争中，吴先恩负责军需的部队，战士们每人每年发1到2套单衣、l套衬衣、l套棉衣，3—5双布鞋和l双棉鞋，从战士到干部，每人每月还可发给l至5元零用钱。聂荣臻感慨地说：“吴先恩是军区的后勤官。”

　　吴先恩从军分区干起，逐步成为军区后勤部政委，在解放战争中又升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政委。1949年渡江战役后，吴先恩在湖北省军区担任后勤部长。不久，他被湖北党政军一把手李先念看上了，向中央点名要吴先恩去省政府工作。次年8月，吴先恩调任为湖北省政府委员、财政厅厅长。

　　谁知，过了两年多，吴先恩又被调回军队。这一次是志愿军正、副司令员彭德怀、洪学智联名向中央提出要求的。1953年1月，已经在地方工作将近三年的吴先恩再次穿上军装，去了朝鲜。

　　三、当面告诉被俘美军怎样去打仗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曾经同几名被俘的美军官兵进行过一次谈话。洪学智见到他们后，礼貌地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放下武器的美军被俘人员实行宽待政策：不杀、不辱，允许保留私人财物，有伤有病的及时给予治疗。你们不必有顾虑，说说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看法。”

　　被俘的一名美军连长伸出大拇指说：“你们是打仗的专家。请允许我补充一句：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宽待。说实在的，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是‘宽待政策’，副司令员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听到这里，洪学智笑着反问他：“为什么说我们是打仗的专家呢?”

　　被俘的美军连长说：“仗，没有像你们这样打的。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摆好，开炮猛轰，接着飞机来炸，然后步兵上去。可你们打仗却打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我们打仗从来不是这样打的。”

　　洪学智坦诚地告诉他：“你们打仗是搞平推;我们则视敌情的不同，(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穿插、迂回、包抄。”

　　听了这些，被俘的美军连长恍然大悟：“我们不熟悉你们这种打法。你们的打法使我们很头痛，我们伤透了脑筋。我们打仗都是一个连、一个营，成群结队地出动;白天打仗，晚上休息。你们的士兵很勇敢，三五个人就干起来了。你们晚上也打，搞得我们坐卧不安，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从哪里冒出来了。”

　　洪学智告诉美国被俘官兵：“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我们打仗，充分发挥我军的特长。武器装备虽不如人，却能克敌制胜，就是这个道理。”

　　四、战火纷飞中割舍自己的“亲骨肉”

　　1939年，洪学智和张文的长女在延安蟠龙呱呱坠地。洪学智给她取名“醒华”，意思是“中华民族，觉醒吧”。

　　紧接着，“抗大”要向敌后转移。孩子没满月，他们就在抗战中行军了。部队要从山西前往晋察冀边区，后有追兵、前有堵截。他们必须在夜间找机会悄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马蹄用麻袋片包上，部队动员所有带孩子的女同志照顾好孩子，不能让孩子啼哭出声来。当行军到达太原以北的一个山坡时，张文和孩子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孩子啼哭不止。

　　当张文正心急火燎地哄孩子时，手拿指挥旗的洪学智来到了她身边。他当机立断地说：“把孩子留下吧!”没时间物色家庭，洪学智抱过孩子，和张文跑进路边一所小草房，向里面的一对夫妻匆忙表示：我们是八路军，不能照顾孩子了，“如果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你们就把孩子当成亲生女儿吧!”说完，洪学智拉着张文就跑回了部队。洪学智和张文与老百姓彼此都没顾得上询问姓名，更不知道那家老百姓的具体身份，甚至不知道此时所在的这个地方具体叫什么名字。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叫“东西房山”，于是他们便牢牢地记在心上，并且记住与孩子分离的那一刻所有的信息：孩子的左手臂上有胎记，身上包的是块红布……

　　谁知，这一别，就是12年。直到1951年全国解放后，张文才从老百姓家找回洪醒华。

　　解放战争时期，洪学智所在的新四军三师奉命紧急“北上”。途中，洪学智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实在难以成行，于是，他们又留下一个孩子在老百姓家。

　　五、“被贬受管”时敢对专案组长拍桌子

　　1970年9月，时年57岁的洪学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下放到边疆农场。从此，他和一群江南知青风雪边疆、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1970年9月，正是北方秋收之时。一天，洪学智在几名警卫的“护送”下来到了农场。金宝屯胜利农场地处“防修”、“反修”前哨，已经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复退军人、知青、贫下中农分别按班、排、连、营编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初到农场，按照上面的指示，洪学智和一个名叫孙炎锋的知青同住一间土瓦房、同睡一铺大土炕。孙炎锋等浙江余姚、慈溪两地的一批知青是1969年6月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插场落户的。

　　开始时，并未分配洪学智干什么活。但是，出身贫苦、有着辉煌战斗经历的洪学智，主动地担负起清扫军管会大院的任务。他每天都是“闻鸡起舞”，在锻炼一阵之后，挥起扫帚开始清扫大院里的垃圾，有时还用手捡起地上的树枝、纸张。后来，军管会正式给洪学智分配了工作任务：养猪，去当个“将军猪倌”。

　　孙炎锋当时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军管会认为他既有才艺，又比较可靠，就让他和洪学智一起在粮库旁边养了50头猪。洪学智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孙炎锋分析，这大概与他在军队里长期分管后勤保障工作有关。

　　因为饲料供应有限，所以50头猪常常吃不饱。饥饿的时候，它们很不安分，把粗木围成的猪圈拱倒，然后一哄而散，糟蹋庄稼。小孙和洪学智只得来回赶撵，十分辛苦。每当这个时候，洪学智就会幽默地对小孙说：“这群‘猪八戒’真是难管，连本将军也不放在眼里，看来非请孙悟空不可了。小孙你也姓孙，快向你的本家师傅求救吧!”

　　没过几天，洪学智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小孙每天去酒厂挑三桶酒糟，掺合在猪食里喂猪。因为酒糟内仍含有一定的乙醇成分，猪吃了就睡，醒了再吃，不但不再拱猪圈，还长得特别肥壮。

　　洪学智和小孙养的猪令军管会的头头们刮目相看。小孙在感到格外自豪的同时，也深深地认识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问。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洪学智和小孙跨越了两代人的鸿沟成了忘年交。在小孙的心目中，洪学智不仅是一名咤叱风云的将军，而且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一次晚饭后，他们俩散步走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忽然看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捡拾玉米的老乡。洪学智沉思了一会，断然说：“这样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小孙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洪学智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回来的路上，碰巧看到军管会张主任也出来散步。洪学智一脸严肃地对他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了，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很快，农场为附近的老百姓放宽了拾捡玉米的政策。消息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鼓与呼。

　　1971年春，小孙突然遭到莫须有的批判。一次挨批判回来，洪学智十分愤怒地说：“小孙，他们是对着我来的，不怕的。兵来将挡嘛，我找他们去。”

　　第二天，洪学智果真找到了负责批判小孙的那个指导员，对他说：“孙炎锋才二十来岁，二十来岁的小知青也变成了阶级敌人?军管会信，我不信!他有缺点大家帮助一下，让他提高认识不就行了嘛!为什么要大会小会地组织批判他?他何罪之有?人家千里迢迢地从南方来到北方，从鱼米之乡来到茫茫草原，离开家庭父母，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是响应主席号召而来的，行动是革命的。不仅小孙是好知青，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知青。”说完以后，洪学智又补充道：“如果你还有正直之心，请你这位指导员把我的话原原本本汇报给军管会。”

　　在洪学智帮助下，军管会不仅不再难为小孙，也解脱了一批与小孙有相同境遇的知青。洪学智的这一举动，让知青们拍手称快。

　　一天晚饭后，洪学智和小孙正在下棋，负责审查洪学智的专案组组长带着4名警卫员来到他们的住处。洪学智让小孙让他们倒了几杯白开水，并请那位专案组长坐下。小孙觉得“来者不善”，像有什么重要谈话，便说了一句：“首长，你们慢慢聊吧。”然后，拔腿要走，但被洪学智喝住：“小孙，别走，你还要添壶续水。”说这句时，洪学智仍然端坐在下棋的位置上，纹丝不动、坚如磐石。他抬头问那位专案组长：“有什么事吗?”专案组长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一脸板正地说：“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洪学智平静地说道：“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然后，他接着说：“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沉默几分钟后，专案组长又问：“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这下洪学智火了，一拍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慑于洪学智的正气，专案组长只好带着4名警卫员怏怏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