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张仁衮
洪学智同志是我军中唯一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开国将军。他两次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洪学智将军不仅为中国军队建设作出卓越贡献，他的家风也广为传颂。
勤俭度日为子女做样子
一床毛巾被“盖”了三代人。1949年10月14日，洪学智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解放了广州。洪学智用自己的津贴在广州购买了一床毛巾被。洪学智带着这床毛巾被跨过了鸭绿江，战斗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参加了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学习，这床毛巾被还陪伴洪学智度过了初任总后勤部部长和下放吉林省担任农机厅副厅长那些难忘的岁月。“文革”中，他又把这床毛巾被送给了大儿子洪虎夫妇，后来又传给孙子、孙女。20世纪90年代，洪学智的夫人张文从洪虎家把这床毛巾被取回、保管起来。一床普通的毛巾被用了60多年，“盖”了3代……可见，洪学智将军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朴素!
一床鸭绒被伴随十多年。1948年I月，时任解放军六纵司令员的洪学智率部解放了辽阳。组织上将战场上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一床鸭绒被分给他。当时，鸭绒被的被套已经破损，平津战役结束后，将军夫人张文花了20多元在东安市场买了一床新被套。就这样，这床鸭绒被伴随着洪学智度过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湘赣战役和广东战役，直至抗美援朝，前后用了十多年。
一床皮褥子成为“传家宝”。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邓华、洪学智的指挥下，共4个军、3个炮兵师按西线、中线、东线3个方向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进入朝鲜前夕，洪学智在丹东购买了一床狗獾皮褥子，以抵御朝鲜冬天的寒冷。回国后，洪学智将军一直将它保管着。20世纪90年代，孙女手术后需要卧床休息，洪学智就叫张文把狗獾皮褥子送过去、铺到孙女床上，让她使用。孙女病愈后，他就把这床皮褥子收藏起来，留存至今。
一只柳条箱用了17年。1959年，洪学智担任总后勤部部长时，张文在北京西单商场购买了一个柳条箱子。后来，这个箱子伴随着洪学智将军在吉林工作了17年，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
两双皮鞋穿了三十载。洪学智在家里只穿布鞋，不穿皮鞋。为了方便参加公务活动，他就把两双皮鞋(一双黑色、一双棕色)放在小车里。遇有重要活动，他就在车里换上皮鞋，公务活动结束，他又换上布鞋。就这样，自1977年从吉林回到北京工作开始，一直到与世长辞，他只穿了两双皮鞋。
没钱给儿子送结婚礼物。1946年四平保卫战胜利后，时任西满三师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的洪学智风尘仆仆地从四平到了辽吉省委和辽吉军区所在地白城子。他刚进省委大院，西满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也从齐齐哈尔赶到，见到洪学智就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在四平牵制蒋介石的10个师达1个月之久，为我们在后方建立根据地、改造旧政权争取了时间。现在黑河形势非常紧急，东北局决定，让你马上到黑河去剿匪，你马上就得走。”站在一旁的辽吉省委书记陶铸笑着说：“他才从前线下来，至少让他休息一晚上再走，你看他疲劳得很，况且我们也得表示表示呀!”陶铸这么一说，黄克诚也笑了、点了点头。晚上陶铸让炊事员杀了一只鸡慰劳大家。吃过饭后，陶铸将洪学智叫到一边，拿出一条毛毯，语重心长地说：“你经常在前方打仗，东北的冬季特别冷，这条毛毯你留着用吧。”洪学智从陶铸手中接过毛毯，战友的亲切关怀温暖着他的心，在白城子仅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去北安了。战争年代的条件十分艰苦，这条毛毯在当时是异常珍贵的，洪学智将军与张文同志始终把它带在身边，但是却始终舍不得使用。什么东西都舍得送人或丢弃，只有这条饱藏着亲密战友的关爱和情意的毛毯始终伴随洪学智将军，从东北的黑河到南方的广东、直到全国解放，随后，又带到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68年，大儿子洪虎要结婚了，两位老人实在是拿不出像样的礼物，选来选去，他们就将这条珍贵的毛毯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洪虎。此后，这条毛毯又在洪虎爱人徐晓峰的精心保管下留传下来。这条浓缩着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的珍贵文物，现在已被四平战役纪念馆收藏。
从“三条原则”到“八条铁令”
洪学智将军两次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他常说：钱少要把事情做好，人少要把工作干好。他在部队管钱节省是出了名的，大家称他为人民军队的“好管家”，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也是出了名。洪学智的秘书、曾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的邢奇宝对老将军的严格要求铭记在心。
1985年9月的一天，邢奇宝被组织安排担任总后勒部部长兼政委的洪学智的秘书，有关人员带他去向洪学智报到。当时洪学智正在阅读文件，见他们到来，放下文件微笑打招呼。入座后，洪学智简单问了有关情况，接着提出了做秘书工作的“三条原则”。洪学智说，做好秘书工作，必须要注意三条：第一是要多学习;第二是要多思考;第三要报实情。接着，他娓娓道来“三条原则”的具体内涵。在谈到“报实情”时，他的语气和表情严肃了很多，他说：“你们秘书在工作中，会接触到大量情况，一定要报实情。如果报了假情况、说了假话，一次可以原谅，两次有待考查，三次就没有可信之言了。”邢奇宝静静地坐在那里，认真仔细地体味着首长的要求，特别是“报实情”这三个字，从那一刻起就深深烙进他的脑海里，并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一直严格遵守着这条原则。
那天的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临走时，洪学智起身又特别交代：“以后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不管是谁，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这一条你也要特别注意。”洪学智对“公”与“私”的界线如此泾渭分明，对自身和家人的要求如此严格，使邢奇宝深受教育。邢奇宝离开首长家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忐忑不安已被一种全新的尊重、敬佩所替代。他回忆说：以后岁月里，我始终感觉首长是一部教科书、是一所大学校。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初次见面的这次谈话就是他给我上的非常重要的第-课。为了适应首长工作的快节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和爱人商量，决定将不到入托年龄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并办成全托。
洪学智再次赴上总后勤部部长岗位时，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洪学智定下了许多规矩，比如：下部队严格“四菜一汤”标准，就餐摆酒一律不喝，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款请吃请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部队和下级送的礼物一律不收，不允许子女搭车等等。后来，这些规定被其下属概括归纳为“八条铁令“，始终认真执行，谁都不敢触犯。
洪学智经常到部队、到地方去开展调查研究，遇到部队与地方领导送礼，他都一概拒收。有一次，洪学智下部队，在乘车返回的途中，发现车子上多了一小口袋花生，他立即追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报告说，这是基层官兵的一点心意。洪学智立即火了：“我们到部队，吃住都在部队，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走了还拿部队的东西，哪有这样的道理?”洪学智说：“现在，社会风气有不好的一面，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咱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说闲话。我现在管的是全军的钱物，到部队里去哪怕是拿一点东西、占一点便宜，官兵们会怎么看、怎么想?如果身居要位的人这个拿一点、那个占一点，必然会带坏部队风气。部队的风气坏了，还怎么指望他们去好好打仗?”以后，洪学智还多次拿这件事教育大家严守他的“八项铁令”。
还有一次，洪学智到内蒙古视察，当地领导安排他参观了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厂领导准备了几件羊绒衫，想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转给洪学智，希望他能够帮助扩大宣传。主席征求洪学智随行人员邢秘书的意见，邢秘书说：“首长不会收的，您还是别去碰他的规矩。”主席坚持说：“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产品，是请首长帮助扩大宣传的，我直接去跟他解释。”最终，羊绒衫还是被悉数退回了。事后，主席感慨地对邢秘书说：“还是你对老首长了解得深，不过，虽然礼物被拒收了，可是我内心里却更加敬重他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的确让人钦佩!”
在洪学智身边工作了20多年的邢秘书，对洪学智将军的“八条铁令”也有过一次“破例”的念头。那是他陪洪学智到安徽芜湖调研，当地政府的同志准备送给首长一个砚台。邢秘书觉得这个东西对首长练习书法、健身有好处，就自作主张地收下了。结果报告洪学智时，还是挨了一顿批评。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收了第一次，就会收第二次，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这些看似小事，实际上却像分水岭、分界线一样重要，许多人犯错误就是从这些看似小事开始的，所以，我们必须从细微之处做起、从严做起。”最后还是按他的意见把砚台退了回去。
洪学智不收礼也不送礼。有一年春节前タ，工作人员善意提醒他“您是不是也适当地给领导同志拜拜年?”他摇摇头、表示不妥，说：“首长们那么忙，有事在工作时间里就汇报了，没有必要在节假日期间再去打扰，人家也需要过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节日，我们不要去搞那些庸俗添乱的事情。”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逢年过节，他一定要去探望老帅或老帅的遗孀，这已经成了一种习馈。洪学智曾动情地说过：“老帅们为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洪学智每次到部队检查工作，都是到食堂与干部、战士一起用餐，并且主动结算费用。一次，天山之行，车队出发已经大半天了，洪学智忽然得知还没有交伙食费，顿时勃然大怒。返回去补交已经不行了，无奈之下只好狠批秘书。随行的领导想解释几句，不料越解释、洪学智越发火。他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党的要求讲到个人操守，摆事实讲道理，滔滔不绝，整整讲了三四个小时。从那以后，随行人员都要互相告诚、彼此提醒：吃饭千万不要忘了交费，而且一定要手里捏着凭据才能离开。
还有一次，洪学智到兰州出差，回京前的头一天晚上，他催促秘书赶紧把账结了。秘书去结账时，恰巧对方的办事人员不在，他见时间已晚，觉得第二天一早去结也来得及，当晚也就没有办。谁想第二天清晨，洪学智一见到秘书，第一句话就问结账的事。听说还没结，立即发起火来：“什么找不到人?快去把账结了，否则我们不能走!”直到秘书结完账并把发票呈给他审阅后，他才露出了笑容。
洪学智下部队，一向坚持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招待用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规定，不准突破、不搞变通。有一次，到总后的一个直属单位去调研。第一天晚餐，按正常速度上菜，两道菜之间相隔时间比较长。洪学智吃过四道菜后，说：吃饱了，起身便走。单位领导明知菜还没有上完，也不便明说，只好陪同离席。第二天晚餐,上菜速度加快了，不等洪学智吃饱饭,已经上了六七道菜。洪学智问:“昨天上四个菜不是很好嘛?今天怎么搞的?为什么要增加?”到了第三天晚餐，虽然还是四道菜，但是每道菜都换成了一大盘子，并且每一个大盘子里面都放了好几样菜，成了一个大拼盘。洪学智问:“你们还有比这更大的盘子吗?”单位领导开始说有，但很快琢磨出这是批评的意思，便连声说没有了、没有了。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想让我吃好点、多吃点，是一片好心，但是菜多了，一是破坏了规矩，二是造成了浪费，三是有可能损害健康，何苦呢?随着物资的丰富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有人劝他不要太较真,可以变通一下。洪学智则说:“不管物资多么丰富，社会风气怎么变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绝对不能丢!”
洪学智平常迎送客人，都是自掏腰包，设家宴招待。一次，洪学智率团赴美访问，临行前，他把外交部领导请来商量访问的事情。总后领导建议公款招待一餐，洪学智硬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在家里设了便宴。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会客室放了一张圆桌后，师傅送菜都进不去，只好请客人代劳。
2000年，《洪学智回忆录》出版，作为晚年的一件大事，洪学智很高兴，准备设宴招待编辑人员。他谢绝了各种建议，不去宾馆饭店，也不去内部招待所，坚持在家里宴请客人。虽然没有名贵的菜肴，却充满了感人至深的真诚与热情。这一顿饭，给所有在场人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深深的思考。
事实上，洪学智将军的“铁令”还有：出差不允许子女搭车、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请吃请喝、下部队严格“四菜一汤”、就餐摆酒一律不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部队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等，一同被称之为“八条铁令”，并始终认真执行着。时间久了，大家觉得这些“铁令”过于苛刻，请他“灵活”一下，但洪老将军坚决反对。他说:“鱼儿为什么会上钩?就是一点一点地被引诱的!这些看似小事，实则反映根本，许多人犯错误都是从这些看似点滴小事开始的,大家必须从细微之处从严做起。”
与洪学智对己几近“抠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和家人的爽快和大方。为别人“雪中送炭”，对于他和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成为一种家风得以传承。自1994年开始,洪学智夫人张文及8个子女,一直坚持每人资助一名来自革命老区的北大贫苦地区大学生，直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洪学智的家乡安徽金寨属于革命老区，不少乡亲生活过得依然拮据，当获知家乡人确实遇到困境时，洪学智常常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点钱来进行接济;当身边工作人员生病或家里遇到困难时，他一家人都慷慨相助。有一年，洪学智身边一位工作人员患病需要进行换肾治疗，8个子女纷纷捐款。就连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从小就非常懂事的长孙一洪恺，也主动从首月工资中拿出1000元加入到了家庭捐款行列之中。
“严”字当头，爱在心头
洪学智将军有8个子女，他深爱自己的子女，但这种爱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而是严字当头，爱在心里。他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要从小抓起。每个学期结束后，他都要开家庭会议，对子女的表现进行讲评，学习好、表现好的可以获得奖励。每年“八一”建军节，他总要把子女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战争年代的经历，让子女不忘过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这些都成了他们家的传统。
洪学智的子女，有的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出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出生在建国后。他南征北战，孩子们都是在征程中、部队里成长的，饱受各种磨难。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家也同别人家一样吃的是黑馒头。一次，上级照顾老红军，分给他家一点细粮，全家就做了一次白馒头，当时只有6岁的洪晓京很长时间没有吃到白馒头，一口气吃了5个，结果撑病了。洪学智将军总想着法来弥补孩子，每次到外地开会，会上发的糖和水果，他都舍不得吃，用兜里揣几块糖，或者带几个蔫了的水果回来给孩子。
洪学智将军十分注意培养子女在社会上的自立能力。他经常说:“人在社会上要有真才实学，不要指望依靠家庭、依靠父母,要靠自己。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掌握一门手艺，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他经常用辩证的方法教育子女，他说:“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要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得意忘形，要想到会有不顺利的时候;而-个人在逆境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要想到会有好转的时候。”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洪学智受到牵连，被免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安排到吉林省当农机厅副厅长，他的子女并没有因父亲在政治上的遭遇而消沉，反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凭借自己的本事，都考取了北京的知名大学。
洪学智将军对子女的爱，还体现在严格要求上。洪学智的三女儿洪炜和女婿金元都是“文革”前考上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20世纪70年代，洪炜所在的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教研室承担了国防科委和教育部联合下达的科研任务。该项目属国防军工项目，国内无先例,难度很大。洪学智将军知道后,鼓励她要知难而上,刻苦钻研,一定要为国争光。洪炜在父亲的鼓励下，历经近10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文革”期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填补了国内空白。
1978年，金元考取了清华大学“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当时，部队医院急需工科院校研究生，金元被分配到301医院超声波室工作。到医院报到后，洪学智将军非常认真地找他谈话，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努力学习新业务新技术，认真钻研，做出成绩来;二是多联系群众，尤其要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三是少说话多做事。
金元遵从老将军的教导，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业务，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了17篇论文，与同事合作撰写了《临床超声诊断学》等4部专著。获得过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分册)中“超声诊断”条目的撰稿人。
由于科研成绩显著，1985年金元担任了301医院党委常委兼科训处处长，负责全院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1987年，总后勤部让301医院民主评议推荐副院长候选人，根据专家们的推荐，301医院党委将金元作为副院长候选人之一正式上报总后。洪学智将军看到301医院的报告后，把金元找来，问他:“医院推荐你当副院长，你知道吗?”
“开始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了。”
“我是总后勤部部长，如果我同意你当301医院的副院长，我以后怎么领导301医院的工作?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金元说:“爸爸，你的想法我完全理解，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您，我也会这么考虑问题的。您放心，我还年轻，当不当副院长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301医院的科研和训练工作抓好，落实您‘把解放军总医院办成第一流总医院’的要求。”
“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副院长不要当了,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就这样，洪学智把金元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了。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机会却很少，失去了这次机会，也许意味着还要经历长久的等待,也许意味着将永远失去提升的机会。但洪老将军出于公心，让女婿心服口服。金元说:“因为父亲自己就为我们做了表率，我从来没有埋怨，而心中对他更为敬重。”正如他所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把个人利益看淡了，对职务的升降、调整都能坦然对待，身处逆境也会对革命忠心耿耿，什么时候都感到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