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征田

　　(三)成立裕民公司。为促进地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繁荣市场，培植财源，区党委决定，拨出专项经费，开设国营裕民公司。公司归工商总局管理，廖兴方任公司经理。在公司成立前，皖西的山区自贯彻新区政策后，工商业虽然有所恢复，但是由于群众对我工商业政策不完全信任，又怕受战争损失，加之国民党的金融冲击，以及我们手头缺乏资金，因而已恢复起来的企业多是副业性质的小手工业、小作坊和小商店。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如淘砂炼铁、锅炉厂恢复很少，较大的行栈恢复也少。建立裕民公司，带动和激发了生产和流通的繁荣。裕民公司一开始，就在岳西、舒城、晓天一带开办了冶炼厂、造纸厂、竹器厂、木器厂、织布厂(土纺土织)，还开办了裕民商店，既收购山货，又经营工业品。这个商店刚开始只有三十多名职工，后来逐步发展，十二月在梅河又设立了分店。公司进入六安后又办了裕民烟厂，建国后改为土产公司，交给了国营商业部门。

　　(四)发行皖西流通券。国民党在其政治、军事节节溃败的情况下，运用金融、货币手段对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在其发行的“法币”恶性膨胀面临崩溃之际，国民党政府又于1948年8月，公布发行金圆券。金圆券由于过量发行，膨胀程度远远超过法币，人民群众的金、银、物资通过通货膨胀而被国民党政府掠夺。不仅破坏了解放区的工商业和人民生活，甚至使我们部队的生活也发生困境。金圆券发行后的恶性膨胀使其迅速地失去了信用，人民群众开始拒绝使用。皖西地区靠近长江，处于蒋管区腹地，我们又远离华北、中原解放区，受金圆券发行的冲击很大，深受其害。

　　这时，我们在皖西控制的地区人口已有五、六十万人，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及早抵制金圆券的冲击。为便于我们市场流通和经济往来的需要，挽救人民群众遭受损失，皖西财委多次研究，认为这时以使用我们的货币为上策。刚开始时也设想用解放区的一种货币代替，但分析后认为地区分割、交通不便，远水解不了近渴，解放区的冀北钞、中州钞、北海钞等种类多，且有一定的地区范围，比价不一，我们又远离后方，容易产生混乱不能使用。经反复讨论，最后认为还是发行皖西流通券较为稳妥。经区党委和行署决定，由皖西工商总局制造并发行皖西流通券。从华北运来的银元拨给两万元作流通券的发行准备金。为此，皖西区党委专门发出了《关于发行皖西流通券的通知》，并规定在二专区、三专区的一切公款收入中，一律禁止使用蒋币，完全以皖西流通券为征收及计算单位。所有内地市场的营业税、出入口税也收流通券。

　　由皖西工商总局发行的流通券，票面值和银元的比值是一兑一，保值保换，分伍分、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五角五种，并在晓天设立了印刷厂印刷。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在1949年元月一日首先在晓天一带投入流通，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流通券的票面是银币本位，和银元的比值是一比一，并十足兑换。在晓天区第一次先发行了一万元流通券，发行的第二天有90%汇兑回笼。过后，回笼率一般都稳定在50%——70%。春节前，又发行了两万元流通券。由于流通券可以兑换银元，市场信誉很好，很快成为市场上主要流通货币。除交纳各种税收归财政使用外，两万元银元始终有一部分库存。到皖西向皖北区移交时，我们还向皖北区移交了五千元银元。

　　在皖西流通券发行过程中，我们对扰乱金融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惩处。1949年元月底，我们进驻六安后，六安城的一个私人印刷厂张加道等三人，看到流通券在市场上有信誉，印刷的质量也不高，于是他们连夜伪造流通券。第二天被青年揭发。我们很快地把他们的作案工具和已上版的白票底查获，证据确凿，经审讯他们也供认不讳。后经六安县县长林杰宣布，对主犯张加道判处死刑，二名从犯也判了刑。

　　为维护我金融基础，我们的同志在战争条件下为保存银元竭智尽虑，历经风险，极端负责。当皖西军区从华北后方取回银元后，由军区供给部保管。交给行署的五万元(五十箱)由赵指南同志负责保管。1948年11月，当敌人进攻，我军主力转移之前，赵指南和杜太华、段均杰三位同志将这五十箱银元(每箱1000块)巧妙地埋藏起来，敌人退后又如数收回，无一损失。为此受到区党委和行署的表扬，也受到大家的好评。当地群众对此举也十分惊讶。

　　皖西流通券在市场流通第三个月，皖西根据地逐渐和豫皖苏区连成一片，华北、中原解放，各野战部队也陆续来到皖西，各种货币开始流通，这时皖西区和淮南区合并为皖北区，宋任穷等同志指示，停止使用皖西流通券，通过各种税收进行回收。皖西流通券到1949年3月结束了历史使命。

　　(五)制订财经政策。为了建立解放区经济秩序，我们着手制订了一些财经政策。1948年10月10日，皖西行署发出第四号布告，阐述了对敌伪、工商、财经、文教、税赋等各个方面的政策，规定一切机关和部门要公买公卖;用了群众的粮食要出具正式凭据，不准打白条;征收进出境税，税率不超过5%;工商业缴纳营业税，税率不超过10%;给困难的工商户发放短期无息贷款。各项财经政策的建立和健全，对发展生产、活跃流通、增收节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工商业逐日兴旺，1948年冬晓天还成立了工商联合会，梁学坤兼主任。经济发展使财政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部队的供给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遵照中央关于“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的指示，皖西区党委和行署把支前列为最紧急的中心任务。

　　为了筹集供应作战部队的粮款，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皖西区党委于12月27日制订了“新区征收公粮田赋的临时办法”，要求各地“在支援前线，保证军费，迅速全部征齐公粮的要求下，适当照顾各阶级利益”，负担面占总户数的80%，每户最多负担额不超过总收入的30%。增收大户，平原地区每人平均一石田种以上之户，山地每人平均七斗田种以上之户都属大户，每斗田增征米七斤，不论庙产祠堂田等律征收租额50%，以斗种为计算单位，每斗种征收中州币二十元，折合银元一角。要求各分区以最大努力完成财政收入。

　　由于新区政策的贯彻，皖西的工商业也得以逐步恢复。据六安城1949年2月份的调查，全城区734家工商业中，恢复营业的580家，准备开业的110家，停业的仅54家。摊烟业由原来的23家增加到25家。各项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

　　随着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解放大军继续向长江江北地区前进。在二、三月份，皖西和江淮地区都连成了一片，皖北地区形成了一个整体。为有效地支援前线，支持解放军胜利渡江，发挥统一的行政、经济等各方面的作用，皖西行政区和江淮行政区合并。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前后时期，发生在皖西地区大地上这一段由无数先烈、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共同谱就的壮丽篇章从此永远载入皖西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