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征田
7月初,皖西区党委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上作出《财经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建立财粮工作机构和制度,以克服混乱,解决困难,保障最低限度的供给,是全党全军当前工作的中心任务。同时,实施新的阶级路线和合理负担政策,又是群众工作的新内容。规定“敌占区优势和受敌摧残过重的地区”的征粮“酌量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负担面不得超过80%,最高负担额不得超过家庭总收入的30%”,“在我活动的基本地区,实行统一的征派公粮和合理负担政策,派粮数目以不超过当地人民收入的8%—10%为原则,在山地的负担面为6%,最高负担额不得超过总收入的30%,全年一次派款两次征收,除派公粮公柴外,不再征派其他款项。营业税只征毛利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每季只征收一次”。规定统一的供给标准,建立统一征收制度、收支报告制度、粮食批拨、粮票、柴票制度;机关定编:建立各级财政、粮食机构。规定县以上党委建立财经委员会,由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任书记,政府负责人为副书记,政府为各级党委的财经工作机关。
7月7日,我们二地委作出《关于检查与整顿财粮工作的决定》,要求所辖地区贯彻地委5月7日“关于解决军粮的紧急决定”,批评了财粮工作中的一些混乱现象,确定仍以财粮工作为中心任务,并向各县下达了财粮指标。同时,组织一批干部分组下乡,派出干部到连队和区中队,挨村挨户办理手续,将所有临时收据、空白条子(虽无条子但可以证明食、用了的粮款等)一律收回登记,由县政府发给统一的正式借据。规定各村超过征派数目由县政府发正式借据,抵交秋季公粮。在敌战区,通过两面派政权直接征收或募捐的粮款,亦由县政府发给正式收据。一定要建立统一的收支制度,克服混乱,严禁贪污浪费。任何部队、机关及个人不得随意摊派及修改税章,严禁抓“肉头”和没收等非法行为,机关进行机构整编,按照临时供给标准开支报销。规定各县不得随意增加编制及修改供给标准,并要逐月向专署报告人员增减及收支情况,并加强财经机构及其工作注意调配,培训财经干部。
在困难时期,部队也多方采取措施以减轻地方负担。部队同志严格执行筹粮政策、工商业政策,缴获归公。他们自力更生解决困难。没有衣服,就将长裤改短裤,棉衣改夹衣,夹衣改单衣;吃野菜、用草药,千方百计节约财力物力,以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新区政策的贯彻执行,原先困难的局面逐渐改善。不少逃亡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回来生产和经营。舒城县不仅中农全部返回,富农也大部分返回。舒六县手工业作坊恢复了三分之二。舒城庐镇关、晓天、中梅河等地的工商业恢复了60%以上,市场逐渐繁荣,促进了生产,开拓了财源,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我们终于渡过了难关,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四、建立机构,健全制度,开创财经工作新局面
随着我军在全国各战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皖西的形势也逐步好转,我们能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巩固,为财经工作的全面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1948年9月份,皖西区党委为建立财经工作系统,开展经济工作,成立了皖西工商总局,调我任皖西财委副书记、工商总局局长。工商总局的职能是管理皖西行政区的金融、税收、工商业等工作。总局下设工商科、财会科、税收科、审计出纳科、金融科、秘书科。科长有刘文波、吴江、刘茂贤、赵平、王文焕、段俊杰、赵指南等(以上同志先后在10月、11月份陆续到职)。各专署设工商分局,县设工商局,重要的出入口市场设税务所。另外还开设了综合性的公司和商店,初步建立了财经工作机构。其任务是扶持生产,开辟财源,加强税收,整顿财政金融,保障军民生活,为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打下基础。1948年11月,召开了皖西财经工作干部会议。各行署专员、县长、财粮、供给、工商科长参加了会议。区党委彭涛、桂林栖、于一川、罗士高领导了这次会议。区党委的几位领导人有丰富的知识和实际才干,区党委的一些重要通知都由他们亲笔起草。他们在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也是在大家参加讨论后由他们报告人亲笔起草的。
于一川同志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了财政经济工作的任务,提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恢复生产,发动对敌经济斗争,做好财政、供给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主要有:扶持私人生产,发放工商业贷款;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冶铁、锅炉和土纺土织业生产的无息贷款;恢复市场,反对破坏工商业的行为;发行皖西地方流通券;建立解放区货物出入口管理制度,在重要的场所设立税务所,管理出入口货物,如禁止粮食出口;把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税收和非必需品分开;加强市场管理;财政收支实行分区统筹收支,全区统一调剂;恢复财政机构;建立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粮票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规定各级政府的自主权,乡村只有保管权,县级有五石米批准权,专署有二十五石米批准权,如超过要逐级上报审批等。在供给方面,适当提高部队供给标准;加强财经机构,抽调一批同志充实财经部门。反对轻视及不愿意做财经工作的思想,等等。
财经会议后,工商总局在区党委的领导下,按照会议的部署,着重做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一)建立地方财经制度。在财经会议前,我们就派几位同志去豫皖苏区学习财经工作经验,借鉴了他们的一套财经制度。皖西财经会议后,我们加强了各级财经机构的建设,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把部队供给系统与地方财经系统进一步统一起来,并由部队供给部门为主逐步过渡到以地方财经系统为主,统一领导、统一调剂。二专区在会前,就实行了地方财政和部队供给的合一,专署的财政科是分区供给部,财政科长马肇秀也就是供给部长,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实行军政联合制。12月30日,皖西区党委发出《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组织各种税收,严遵税率、严格税务制度和手续。从1949年1月1日起,开征屠宰、烟酒、产销、营业等税。力求经费支出以现金支付,实行统一收支,建立收支报告、预算批付、粮票等制度。
(二)加强财经干部队伍的建设。财经干部队伍建设十分重要而又困难。在战争条件下,离开作战部队做地方财经工作危险性大,不少财经干部英勇殉职。跟随我一道南下的王福来同志,就是在庐江黄泥河筹款时被人告密逮捕牺牲的。在苏家埠开展工作时留下坚持支前工作的后勤人员王馨山等六位同志,也是被敌人包围后当场牺牲的。当时财经队伍十分缺乏干部。我们选调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作为财经工作的骨干、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并吸收国民党财经机关的旧人员、商人等参加财经工作队。同时创办了皖西公学及三个分校,对他们进行培训。有些培训人员在学习结束后就留在了总局里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逐步形成了财经工作的基本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