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嘉

　　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厨师、保洁工、保健师……“网约工”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就业形态。几天前，有媒体的一篇调查显示，这些群体一直处于劳动权益保障的灰色地带。

　　他们的权益缺失主要包括：没有社会保险、不签劳动合同，因此遇到事故常会遭平台“甩锅”，医药费或修车费需要个人买单，对顾客投诉产生的罚款没有博弈和解释空间……这构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不断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送餐员、网约车司机每天在社会上刷着“存在感”，却在权益保护上成了“隐形人”。

　　随便在招聘平台上看看急招“送餐员”的帖子就能发现，这些招聘都充满了一种打鸡血似的收入描述，读了可以脑补出深夜销售节目主持人声嘶力竭叫卖的样子，比如“打打酱油2500～3000元，跺跺小脚3000～4000元，张牙舞爪5000～7000元以上，忘我不要命的，老板的位子让给你”;“正常干6000～8000元/月，努力干7000～9000元/月，使劲干8000～10000元/月，拼命干10000元/月以上(不封顶)，年轻人嘛，连一个尝试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何提奋斗一说?”但大段的收入描述之后，并没有“上保险”的字样。有的网络平台虽然在招聘中提到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实际操作中却以意外伤害险来代替社保，让“网约工”群体的权益保障在事实上被悬空了。

　　“网约工”行业已经吸纳了庞大的就业者群体，在城市分工中形成了新的社群，或者说形成了从原有框架中溢出的“新工人阶层”。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农民工群体开始形成规模，与这个社群相关的劳动保障、公共服务、子女教育问题一直延伸到现在，仍是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难点。直至今天，农民工讨薪的新闻还会在每年春节前刷屏。面对刚刚兴起并将持续扩大的“网约工”群体，与其匹配的社会保障政策应尽快出台、精准施策，吸取此前在农民工权益保障上前瞻性不足的教训。

　　不仅如此，因为“互联网+”行业的特点，“网约工”的权益保障不仅关乎这个群体本身，而且也与大众的权益粘连在一起。一方面，网约车和网络送餐已经在城市居民中普及，从业者的权益保障状态直接决定大众是否能获得稳定的服务预期。另一方面，“网约工”受到不公待遇，如超高劳动强度、超长劳动时间，最终产生的各种成本可能会由大众代偿。比如，外卖平台无一不力促送餐员在单位时间内尽量密集地完成送餐任务，在大城市的三餐时段，几乎随时可见送餐员闯抢红灯、超速骑行或驾驶、毫无征兆地突然转弯等危险场景，因送餐员违反交通法规而造成的事故几乎可以说无日不有。可以说，这些高强度的劳动成本最终还是转嫁给了不确定的大众(事故受伤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提交提案，建议加大“网约工”劳动保障力度，立足新型业态、制定专项法规，而不是用传统劳动、劳务关系来简单“套”这个新的就业形态。必须认识到，改变“网约工”权益隐形人的状态已是大势所趋，我们期待公共政策高效跟进。